在她的照片爆红 twitter 后，我们采访了这位征服了阿波罗 11 号任务代码的计算机女科学家 Hamilton。

作者 Three-Fingered Fox 在《Medium》上解释道，自从曼哈顿计划发展出第一个原子弹以来，就鲜少有软件计划是由女性来主持的。文中提到，这些「少数」的女性常是被动回应技术部门的要求，但其实编码逻辑的设计以及计算都是由她们一手包办，如同 Hamilton 与其所致力的阿波罗任务。

如同我们在《Wired》去年 8 月发表的一篇文章，登月人物，是软件第一次被委托的重要任务，关键还是实时的。

当时，这个重任交到了 Margaret Hamilton 的手上。一个自学程序设计，并且当上 MIT 软件工程测试实验室主任（也就是为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开发电脑系统的单位）的女性。

事实上，在  Three-Fingered Fox  的文章中有所解释：许多，早期具有开创性的程序设计师都是女性，她们学习动手去做一些从未做过的事情。并且写创下了很多历史记录。我们都知道 Amazing Grace Hopper，谁写了第一个编译器，谁创造了“debug”这个词； 还有，她的一些同事发现：蛾，会让计算机无法正常工作。

专访 Margaret Hamilton

1986 年，Hamilton 创立「Hamilton 科技公司」。我们试着与她联系，当电话接通时，她表示很惊讶。一家西班牙报社会因为一张她 35 岁的照片在 Twitter 爆红而打来。

「Twitter？」对啊，一个社群网站，像 Facebook。

「哦！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不爱用那些社交媒体」 虽然听起来让人惊奇，但 Hamilton 还是很乐意接受我们的访问，并希望我们用e-mail 把问题发送过去。

Q：你对于这张照片「网路爆红」应该相当诧异吧？你喜欢这个感觉吗？

A：只要人们是说的是好话那就好啊！

Q：你说不使用社交网络，那你觉得人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对你所做的贡献表示兴趣，你有怎么样的看法？

A：有人注意到你所付出的，当然是件好事啰！

Q：这张照片是在阿波罗计划期间拍摄的吗？是何时呢？是谁为你拍下的？

以下是引用自 MIT Draper 实验室对这张照片的描述：

「1969 年（阿波罗 11 号期间），由 Draper 实验室摄影师所拍摄。Margaret 站在一叠由她所主导之 LM 及 CM 太空船舱内软件清单旁」

Q：当时与现在的编码技巧一定相当不同了？

A：对，也不太对。事实上，在这个领域有一些东西变得更进步了，但有一些则反而退步了，还有一些是在原地踏步。

Q：在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计划中工作，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A：我在阿波罗所有真人驾驶的计划中，以及几个无人火箭计划中工作过。当然，阿波罗 11 号是最令人兴奋的，也是整个阿波罗计划最值得纪念的。

Q：阿波罗 11 号如果少了你所开发的软件就无法登月，这个软件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A：你指的是阿波罗 11 号登陆时的 1201/1202 号警报吗？以下是我对于这个问题及解决方式的解说。同时也是《Datamation》杂志在 1971 年3/1 所刊出的内容：

「因为核对手册上的一个错误，集合雷达的开关被放置在错误的位置。因此造成了它传送了错误的讯号给电脑，结果使得电脑在接收到许多额外的错误信号的状况下，仍然执行所有登陆的正常工作，而这些错误信号的解读就花了 15％ 的时间。

幸好，当时写的软件能分辨执行外代码的状况。所以电脑会发出警告，会告诉宇航员：『因为其他程序的执行要求，超载了我能执行的程序量。所以，我现在只能先执行我觉得优先的程序，比如：登陆相关的程序。』

事实上，这个程序当初的设计可不仅仅是分辨发生错误的状况。一个完整系列的恢复程序也在这个软件中。这种情况下，软件所做出的行动是删除优先级较低的程序，且重新建立重要的执行程序，如果当初电脑没有辨识出这个问题而进行复原的话，我想这场登月行动不会如此成功。」

Q：你是在这段期间发明了「软件工程」一词吗？

A：软件在这个计划的初期还被当作呀呀学步的孩子一般对待，完全不像其他工程学科；例如：像硬件工程那样的受到重视。在大家的眼光中他就像是艺术、魔术一般，而不是一门科学。

我一直以来都坚信：这项发明流淌着艺术与科学的血液。虽然，当时很少有人是这么想的。因此，我致力于为软件以及那些发明者争取应有的正统性与尊重，所以我开始使用「软件工程」这样的字眼来将之与硬件还有其他工程学类做出区别。

当我第一次使用这样的语词时，大家都觉得有些好笑，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被当作笑话。他们取笑我极端的想法。但最终，软件学科确实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Q：你认为你为了这个计划所作出的贡献已经受到世人足够的赞扬了吗？

A：时间会证明一切。我希望，我们能从这个计划中所学到的解决方案可以用在更大规模的计划上。

Q：你觉得 60 年代对于一个女性成为一个工程师或科学家会是当困难吗？现今的状况有改善吗？

A：我想还是要看这位女性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她为谁工作、以及所处的特定的组织文化是什么样的。大体上来讲，过去有些事是较困难，但现今也有较困难的事。

赫然回想，有的事情之所以能被接受，是因为人们不知道如何让它变得更好，或许人们对它也不是很了解。有时候，我们回头看一些事情也会感到震惊或者怪异。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在做许多无知的行为。比如说：女性的工资比男性的要低。

Q：有更多的女性投入到电脑科学领域或其他分支机构工作吗？你的同事当初怎么和你相处？与现今有何不同？

A：当时投入电脑科学的女性，通常都会被限制在较低的职位。

阿波罗计划这个案例中，我与同事如朋友一般并肩面对困难的问题。我们主要还是专注在工作上而不管性别上的区分。对于一个人的称呼通常是：「二楼那个」、「硬体部门那个家伙」、「资料分析那个人」、「操作系统高手」等等。

Q：你曾在其他NASA 的计划下工作？

A：我在所有的阿波罗载人任务和阿波罗无人驾驶的任务中工作。也有太空实验室的内部软件、以及太空梭的初始系统软件等等。

Q：你最喜欢工作的哪一部分？

A：不间断的挑战以及那些充满创意的同事。

Q：你在 1986 年创立了自己的公司。为何会跨出这步呢？

A：为了加速科技的演进并且试着让更多人能注意到。

Q：目前正在进行的计划？

A：持续演进 USL（Universal Systems Language）及其自动化周期，建立一个更自动化的配置结构。

我必须要开始努力了，因为我如果不努力，成绩就上不去，我成绩上不

去就会被家长骂。我被家长骂，就会失去信心，失去信心就会读不好书，

读不好书就不能毕业，不能毕业就会找不到好工作，找不到好工作就赚

不了钱，赚不了钱就会没钱纳税，没钱纳税，国家就难发工资给老师，

老师领不到工资就会没心情教学，没心情教学，就会影响我们祖国的未

来，影响了祖国的未来，中国就难以腾飞，中华民族就会退化成野蛮的

民族。中华民族成了野蛮的民族，美国就会怀疑我国有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我国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就会向中国开战，第三次世界大战

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其中一方必定会实力不足，实力不足就

会动用核武器，动用核武器就会破坏自然环境，自然环境被破坏，大气

层就会破个大洞，大气层破个大洞地球温度就会上升，两极冰山就会融

化，冰山融化，地球水位就会上升，地球水位上升，全人类就会被淹死。

因为这关系到全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我要在就剩下的几天里好好

复习，考好成绩，不让悲剧发生。

如果你已经开始相信一个什么东西了，那么你就会主动寻找能够增强这种相信的信息，乃至不顾事实。这样一旦我们有了某种偏见，我们就无法改变主意了。比如说新闻业，给观众想要的东西，比给观众事实更实用。当人已经被各种观念分成了阵营，媒体追求的”客观中立”就显得无比苍白。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6月2日

霍金写《时间简史》和《大设计》二书，都有一个被所有人忽视了的第二作者，列纳德·蒙洛迪诺。这两本书能够畅销，我怀疑霍金本人的贡献也许仅仅是他的名气，因为公众其实并不真喜欢科学知识
–
哪怕是霍金的知识。而霍金也深知”每一个数学公式都能让这本书的销量减少一半”。如果真有读者能在这两本”霍金的书”中获得阅读上的乐趣，很可能要在相当的程度上归功于蒙洛迪诺。从他独立完成的Subliminal（《潜意识：控制你行为的秘密》）这本书来看，蒙洛迪诺真的是个非常会写书的人。他完全了解读者想看什么。

看完《潜意识》，我也知道读者想看什么了。在书中蒙洛迪诺讲了个很有意思的笑话。说有一个白人天主教徒来到天堂门口想要进去，他跟守门人列举了自己的种种善行，但守门人说：”可以，不过你还必须能够正确拼写一个单词才能进。””哪个单词？””上帝。””GOD.””你进去吧。”

一个犹太人来到天堂门口，他同样被要求正确拼写一个单词才能进。守门人考他的单词仍然是”上帝”。这个单词非常简单，所以他同样拼写正确，于是也进去了。

故事最后一个黑人来到天堂门口，他面临同样的规则。但是守门人让他拼写的单词是，”捷克斯洛伐克”。

这个笑话的寓意是像我们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接收信息都有一个门槛，低于这个门槛的我们根本不看。我的门槛就相当高，谁想向我说明一个什么科学事实，我一般都要求他出具学术论文。比如作为一个爱国者，我对中医的存废和转基因的好坏这两个问题非常感兴趣，特别关注相关的论文。然而就算是论文也有好有坏，要知道有的论文根本不严谨。所以一篇论文质量好坏，我也有自己的判断标准，达到我的标准才算得上是严谨的好论文：

如果这篇论文是说中医有效的，我就要求它拼写”上帝”。如果这篇论文是说转基因无害的，我就要求它拼写”捷克斯洛伐克”。

你不用笑我，你也有同样的毛病。蒙洛迪诺说，人做判断的时候有两种机制：一种是”科学家机制”，先有证据再下结论；一种是”律师机制”，先有了结论再去找证据。世界上科学家很少，你猜绝大多数人使用什么机制思考？每个人都爱看能印证自己已有观念的东西。我们不但不爱看，而且还会直接忽略，那些不符合我们已有观念的证据。

有人拿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做了个实验。研究者根据某个容易引起对立观点的议题，比如是否应该禁枪，伪造了两篇学术报告，受试者随机地只能看到其中一篇。这两篇报告的研究方法乃至写法都完全一样，只有数据对调，这样其结果分别对一种观点有利。受试者们被要求评价其所看到的这篇报告是否在科学上足够严谨。结果，如果受试者看到的报告符合他原本就支持的观点，那么他就会对这个报告的研究方法评价很高；如果是他反对的观点，那么他就会给这个报告挑毛病。

去年方舟子大战韩寒，双方阵营都使用各种技术手段寻找证据，写了各种”论文”，来证明韩寒的确有代笔或者的确没有代笔。有谁记得看到过有人说本阵营的论文不够严谨的么？都认为对方的论文才是胡扯。这远远不是最可怕的。如果我反对一个结论而你支持，那么当我看一篇支持这个结论的论文就会不自觉地用更高的标准去看，就会认为这个论文不行；而你，因为支持这个观点，则会认为这个论文很好
— 如此一来我不就认为你是弱智了么？于是两个对立阵营都会认为对方是弱智。一切都可以在潜意识发生。

认为别人弱智和被别人认为是弱智，其实也没那么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媒体也参与到观念的战争之中。

如果人已经被各种观念分成了阵营，那么媒体就不应该追求什么”客观中立”，因为没人爱看客观中立的东西！媒体应该怎么做呢？技术活动家Clay Johnson
在 The Information Diet （《信息食谱》）这本书里，给我们介绍了美国收视率最高的新闻台 Fox News
（福克斯新闻）的成功秘密。尼克松时期，媒体人Roger
Ailes有感于当时媒体只知道报道政府的负面消息，认为必须建立一个”拥护政府的新闻系统”。然而事实证明Fox News 的成功并不在于其拥护政府 — 
它只拥护共和党政府 —  而在于Ailes有最先进的新闻理念：

第一，有线频道这么多，你不可能，也没必要取悦所有观众。你只要迎合一个特定观众群体就可以了。第二，要提供有强烈主观观点的新闻。

给观众想要的东西，比给观众事实更能赚钱。观众想要什么呢？娱乐和确认。观众需要你的新闻能用娱乐的方式确认他们已有的观念。福克斯新闻台选择的观众群体，是美国的保守派。每当美国发生枪击事件，不管有多少媒体呼吁禁枪，福克斯新闻一定强调拥枪权
–
他们会找一个有枪的采访对象，说如果我拿着枪在现场就可以制止惨案的发生。美国对外军事行动，福克斯新闻一定持强硬的支持态度，如果有谁敢提出质疑，他就会被说成不爱国。哪怕在其网站上转发一篇美联社消息，福克斯新闻都要做一番字词上的修改来取悦保守派，比如《选民对经济的担心给奥巴马带来新麻烦》这个标题被改成了《奥巴马跟白人妇女有大问题》。

我们可以想象知识分子一定不喜欢福克斯新闻。的确没有哪个大学教授宣称自己爱看这个台。就连我当初物理系毕业典礼，系里请来的演讲嘉宾都说物理学有什么用呢？至少能让你学会判断福克斯新闻说的都是什么玩应儿。可是如果你认为福克斯新闻这么做是为了宣传某种意识形态，你就错了。他们唯一的目的是赚钱。

比如修改新闻标题这件事，其实从技术角度说并不是网站编辑的选择，而是读者自己的选择。很多新闻网站，比如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使用一个叫做 multivariate testing（也叫A/B
testing）的技术：在一篇文章刚贴出来的时候，读者打开网站首页看到的是随机显示的这篇文章的两个不同标题之一，网站会在五分钟内判断哪个标题获得的点击率更高，然后就统一使用这个标题。事实证明在读者的选择下最后胜出的标题都是耸人听闻型的。

福克斯新闻的收视率在美国遥遥领先于其他新闻台。因为CNN在北京奥运传递火炬期间对中国的歪曲报道，很多人认为CNN是个有政治色彩的媒体，其实CNN得算是相当中立的
—
这也是为什么它的收视率现在节节败退。据2012年《经济学人》的报道，倾向自由派的MSNBC现在收视排名第二，CNN只得第三，而这两个台的收视率加起来也比不上福克斯。乔布斯1996年接受《连线》采访，对这个现象有一个非常好的评价：

当你年轻的时候，你看着电视就会想，这里面一定有阴谋。电视台想把我们变傻。可是等你长大一点，你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儿。电视台的业务就是人们想要什么它们就给什么。这个想法更令人沮丧。阴谋论还算乐观的！至少你还有个坏人可以打，我们还可以革命！而现实是电视台只不过给我们想要的东西。

美国人玩的这一套，中国也有人早就玩明白了。今天我们的媒体和网络上有各种观点鲜明的文章和报道，它们或者骂得特别犀利，或者捧得特别动人，观众看得畅快淋漓，十分过瘾。但是这些文章提出什么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没有？说过什么能够修正我们现有思想的新信息没有？它们只是在迎合和肯定人们已有的观念而已。因为它们的生产者知道他们不需要取悦所有人。他们只要能让自己的粉丝基本盘高兴就已经足够获利的了。他们是”肯定贩卖者”。政治辩论？其实是一种娱乐。

王小波写过一篇《花刺子模信使问题》，感慨中国人（主要是领导们）听不得坏消息，一旦学者敢提供坏消息就恨不得把他们像花刺子模的信使一样杀掉。我想引用乔布斯的话：王小波说的太乐观了。真正令人沮丧的现实是所有国家的所有人都有花刺子模君王的毛病，而且他们的做法不是杀掉坏消息，而是只听”好”消息
— 那些能印证我们观念的消息。

这个毛病叫做”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如果你已经开始相信一个什么东西了，那么你就会主动寻找能够增强这种相信的信息，乃至不顾事实。这样一旦我们有了某种偏见，我们就无法改变主意了。《信息食谱》说，Emory
大学教授 Drew Westen
实验发现，对于那些已经支持强烈共和党或民主党的学生来说，如果你给他们关于其支持的党的负面新闻，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会显示这些人大脑中负责逻辑推理的区域关闭了，而负责感情的区域却激活了！换句话说他会变得不讲理只讲情。因为他们感到受到了威胁。这个受威胁的感情会让你把相反的事实用来加强自己的错误信念。社会学家Brendan
Nyhan甚至发现了一个”逆火效应”：你给一个保守派人士看关于布什的减税政策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的文章之后，他居然反而更相信减税可以带来经济增长。

在确认偏误的作用下，任何新证据都有可能被忽略，甚至被对立的双方都用来加强自己的观念。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枪击事件之后禁枪派和拥枪派都变得更加强硬。另一本书，Future
Babble（《未来乱语》）讲了个更有意思的实验。实验者给每个受试学生发一套性格测试题让他们做，然后说根据每个人的答案给其各自分析出来了一份”性格概况”，让学生评价这个概况描写的准不准。结果学生们纷纷表示这个说的就是自己。而事实是所有人拿到的”性格概况”都是完全一样的！人自动就愿意看到说的跟自己一样的地方，并忽略不一样的地方。

可能有人以为只有文化程度比较低的人才会陷入确认偏误，文化程度越高就越能客观判断。事实并非如此。在某些问题上，甚至是文化程度越高的人群，思想越容易两极分化。

一个有意思的议题是全球变暖。过去十几年来媒体充斥着各种关于全球变暖的科学报道和专家评论，这些报道可以大致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是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如果不采取激烈手段限制生产，未来气候就会不堪设想；一派则认为气候变化是个复杂问题，现有的模型并不可靠，二氧化碳没那么可怕。如果你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你根本就不会被这些争论所影响。而《信息食谱》告诉我们，对全球变暖的观点分歧最大的人群，恰恰是那些对这方面有很多了解的人。调查显示越是文化程度高的共和党人，越不相信全球变暖是人为原因造成的；越是文化程度高的民主党人，则越相信这一点。

如果谁想看看这个争论严重到什么程度，可以去看《经济学人》最近一篇报道（2013年3月30日）的读者评论。这篇文章说尽管过去几年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不顾气候学家警告而继续增加，可是地球平均温度却并没有升高，远低于科学模型的预测。文章下面的评论水平跟新浪网足球新闻的评论不可同日而语，敢在这说话的可能没有高中生。评论者们摆事实讲道理，列举各种论文链接和数据，然而其观点仍然鲜明地分成了两派。就连这篇文章本身写得够不够合理，都有巨大的争议。

观念的两极分化并不仅限于政治，人们可以因为很多事情进入不同阵营，而且一旦选了边就会为自己阵营而战。你的手机是苹果的还是安卓的？这两个阵营的人不但互相鄙视，而且有时候能上升到认为对方是邪恶势力的程度。人们对品牌的忠诚似乎跟政治意识形态没什么区别。我们看苹果新产品发布会，再看看美国大选前两党的集会，会发现二者极为相似，全都伴随着狂热的粉丝关注和激动的专家评论。

也许因为手机已经买了或者政治态度已经表过了，人们为了付出的沉没成本而不得不死命拥护自己的派别，也许是为了表明自己的身份，也许是为了寻找一种归属感。但不管是什么，这种阵营划分肯定不是各人科学推理的结果。根据诺贝尔奖得主
Robert Aumann 1976年的论文 “Agreeing to
Disagree“，说如果是两个理性而真诚的真理追求者争论问题，争论的结果必然是二人达成一致。那么现实生活中有多少真理追求者呢？认知科学家 Hugo
Mercier 和 Dan Sperber 2011年的一篇论文，”Why do humans
reason?“，甚至认为人的逻辑推理能力本来就不是用来追求真理的，而是用来说服别人的。也就是说我们天生就都是律师思维，我们的大脑本来就是个争论设备。这也许是因为进化总是奖励那些能说服别人的人，而不是那些能发现真理的人吧。

互联网很可能加剧了人们观念阵营的划分。在网上你连换台都不用，推荐引擎自动根据你的喜好提供信息。我相信气候学家对全球变暖的预测大大言过其实，我认为决不可以废除死刑，我使用苹果手机，我还要求豆浆必须是甜的豆腐脑必须是咸的
—
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我从来不跟人开玩笑。如果微博上有人发出违背我理念的言论我怎么办？我果断取消对他的关注。我们完全有权这么做，难道有人上微博是为了找气生么？可是如果人人都只接收符合自己观点的信息，甚至只跟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交流，那么就会形成一个”回音室效应”（echo
chamber effect）。人们的观念将会变得越来越极端。

有鉴于此，Johnson 号召我们改变对信息的消费方式。他提出的核心建议是”Consume deliberately. Take in
information over affirmation.”—
要主动刻意地消费，吸收有可能修正我们观念的新信息，而不是吸收对我们现有观念的肯定。这其实是非常高的要求。要做到这些，我们必须避免那些预设立场的说服式文章，尽可能地接触第一手资料，为此甚至要有直接阅读数据的能力。可是有多少人能亲自研读各项经济指标再判断房价是否过高呢？对大多数人来说现在房价是高是低只与一个因素有关：他是不是已经买了房。

我建议把上面那两句英文刻 iPad
上。不过我发现最新的一系列针对社交网络的研究显示，也许回音室效应并不存在。有人对Facebook的朋友关系研究发现人们并没有只跟与自己政见相同的人交朋友。我们在网上辩得不可开交，生活中仍然可以跟对方辩友”隔着一张桌子吃饭”。哪怕在网上，统计表明人们的关注集群也不是按照政治立场划分，而更多的是按照视野大小划分的。更进一步，我们也许过高估计了对方阵营的极端程度。有人通过调查统计美国两党的支持者，发现如果一个人对某个政治方向有强烈的偏好，那么他对对方阵营的政治偏好，往往会有更高的估计。可能绝大多数人根本没那么极端，可能互联网本身就是个极端的人抒发极端思想的地方。对Twitter的一个研究表明其上的言论跟传统的民意测验相比，在很多问题（尽管不是所有问题）上更加偏向自由派。一般人并没有像Twitter上的这帮人那样拥护奥巴马，或者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互联网不是一个调查民意的好地方。

但不论如何，确认偏误是个普遍存在的人类特性，而且有人正在利用这个特性牟利。错误观点一旦占了大多数，正确的做法就可能不会被执行。既然改变那些已有成见的人的观念如此困难，也许双方阵营真正值得做的只有争取中间派。今年的 Nature
Climate
Change 上发表的一篇论文说，虽然不可能改变那些已经对全球变暖学说有强烈看法的人的观点，但是可以用亲身经历来影响那些对气候变化并没有什么成见的人，而这些人占美国成年人口的75%。一个策略是可以告诉一个中间派，你爱去凿冰捕鱼的那个地方，现在每年的冰冻期比十九世纪少了好几个星期，来吸引其注意力。

这个真不错。当然在我这个坚定的全球变暖学说质疑派看来，那些看见自己家门口的池塘不结冰了就认为全球变暖的人纯属弱智。

文/钛媒体

也许你和我一样有过这种经验：一件起初看来会让自己开心的事，最后却反而让自己痛苦。比方现在大家都在热议ipad和iphone4，假设我想我也可以拥有一件，必定会很快乐。于是我高高兴兴地跑去排队购买，结果排队时被人插队，踩到脚，日晒雨淋，终于轮到我了，却说卖完了。我可能因此变得好生气。好愤怒，原本想要悦己的事，结果变成虐己。

我还认识有些人，一辈子都活得很难过，总是记得十年前某某人欺骗他伤害他，或是某些童年阴影让他很不快乐。其实他仇恨的那些人，有的说不定早就不在人间了，剩下的也早就不再来往，发生的事早都变成历史。真正让这些事过不去的，其实是这个人自己放不下。这时这个“自己”就变成封锁自己的牢笼。他被关在那些难过的记忆里面，太在乎自己要求的正义没有获得，补偿没有实现。他想用怨恨来补偿快乐，却离快乐越来越远。

你看，我们变得和追求快乐的目的背道而驰，往往是因为没搞清楚，那个想要取悦的“自己”，究竟是谁？他是哪些部分构成？或是糊里糊涂把父母、老师、朋友，甚至大众传媒告诉你的需要，不假思索的当成自己的需要；或是固执地认为应该坚守一个理论上不应该改变的自我，把自己变成“自我”的囚徒。

所以我常觉得，放弃自己这个概念时，说不定会快乐很多，轻松得多。

和“自己”保持距离，才能找到你自己

我们常常要透过别人这面镜子，才能了解自己。但既然是镜子，就有可能变形或扭曲。这时，我们要靠自己敏锐感觉看清楚自己。每当你觉得快乐或不快乐，满足或不满足时，你都清楚地跳出来看一下自己，这时被刺激被满足的究竟是什么？我需要这样的满足吗？人的确很难认清自己。唯有常常问自己问题，离自己有点距离，你才能清楚看到那个状态下的自己是什么。

拿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来说吧。

上个月，我到北京工作，刚到第一天，正在准备第二天一场千人的盛大活动，家人忽然来电话告诉我，我从上大学起养了17年的猫——小吉，忽然死了。那一刻，我脑中一片空白，毫无意识的猛然站起来。小吉像我的女儿一样，跟我很亲，从小就会爬到我的毯子上来睡，我一直看着他长大。

我连着好几天都摆脱不了那种空白，不可抑制的想象他最后倒在地上的那一刻。他可能拼尽力气的发出最后的哀鸣？抑或疲惫已极的沉沉睡去？生命究竟是什么？那具躺卧的躯体分明就有小吉的样子，但它比起之前还爬得起来的活物到底少了些什么，或者多了什么呢？

我很难过，就像失去一位亲人，慢慢，我开始思考，我究竟在为什么难过？也许我难过的只是从此失去某种习惯：比方我以后再也不能在回到家的时候，用一种特有的声调呼唤她的名字，期待他的出现；晚上睡觉时，也再不能期待她跳到我的枕头上，用它的小脑袋顶我的头；没办法再在我的衣服上找到她的毛……这些东西我知道以后不会再有了。

我发现，难过的其实并不是失去这个伴侣，而是失去了我自己身上的某种习惯。为有什么事情你从此不会再做了而难过，就是一种很强烈的执着会让你不快乐。

快乐不快乐都是背后有一只手在推你

我们常常会为失去的东西难过，但最好玩的是，东西还没到手，我们往往就已经开始担心会失去它。其实你没得到的东西，本来就不是你的；失去的东西也不是你的。用佛语讲就是“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就像我的猫它离开了，它就不再是我的了；我未来会得到什么，它也还不是我的，我干嘛琮那么揪心呢？至少，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很快乐，这就足够了！

人最痛苦，好像都在为“已失去”和“未得到”纠结。

越能放下自己你就越快乐

对现代人来说，爱情也常常是喜忧参半。我们听过太多女人为男人心碎的故事，也听过太多男人为什么会花心、好色的理由，甚至有人对此提出生物学理论，但我想说的是：人并不是自然的囚徒，人有能力摆脱本能的束缚。我们今天所有的道德规范，都来自对自然本能的约束和否定。

我承认，在花心这个问题上，男人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甚至有客观理论支持，但这些都不表示可以成为一个借口或必须发生的事。在爱情世界里，男人对女人的误解，女人对男人迷思，也许的确有很多客观事实依据，但我相信，都是有能力去改变这些东西的。

在爱情中，往往越没有自己，越快乐。太强调对自己的满足，是欲，不是爱。欲望这个东西的可怕在于它永远满足不了。好比买车，有了劳斯莱斯，还希望有布加迪，还需要纯个人订造；搭飞机，搭头等舱，不如买私人飞机……你会发现，这个过程永远无法满足。在爱情里也是这样，如果你总想满足自己，你就永远不会得到终极满足。当你越能放下自己，投入象冒险一样的过程里面，你才开始快乐。

越不期待目的，越能得到意外惊喜

我们常说：生有涯而知无涯。于是常常有人要我开书单，希望能在有限时间里多读有用的书。可我总觉得，读书到底有用没用我没办法帮别人回答。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一些起初看来很没用的书，有时却会变得很有用，这个有用是超出你原先想象设定范围的。

我这辈子到现在，拥有的或者获得的最巧妙的想法，恰恰都来自读之前没想到它会给我带来这种用处的书。

我们总希望做的每件事、度过的每一刻都要有用，于是不再留时间散步了，不愿意坐在窗下发呆了，换句话说我们不闲了，这样其实少了很多孕育灵感的机会。当我们失去这些机会，人就不太会有大变化，很难挑出原有的格局。

为什么？你看“用”是什么意思？它就是你已设想好的目的。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既定目标，你就没办法发现在这个目标范围外，更广阔的可能性是什么。所以读一些无用的书，做一些无用的事，花一些无用的时间，都是为了在一切已知之外，保留一个超越自己的机会。人生中一些很了不起的变化，就是来自这种时刻。

文/梁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