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创造神话的鸟

2007年9月，一只代号为“E7”的斑尾塍（音橙）鹬在媒体上大出了一番风头，也让不少生物学家跌破了眼镜——这只雌鸟用了8.2天的时间，不吃不喝不睡觉，连续不停地飞了11587公里（7200英里），斜跨太平洋，从美国阿拉斯加直飞到了新西兰，创造了鸟类不间断飞行的最长纪录。新西兰梅西大学的菲尔•巴特雷说：“这展示了鸟类惊人的一面。我们原以为鸟类直接飞越太平洋是不可能的。”

【'E7'的飞行线路图，来源globalflywaynetwork】

斑尾塍鹬是一种长相有些怪异的水鸟。长脚、长嘴略往上翘，羽毛灰不拉叽，远远看去好像通体斑纹（见图），它们每年会换两次羽毛，所以你可能会发现在不同的地方它们的样子有所不同。个子不算大，体长和一般人的半个手臂差不多，重不到一斤。这样一种不起眼的鸟究竟是怎样完成这样不可思议的神奇旅程呢？

我们可以想象，英雄鸟E7对她的马拉松旅行一定是经过充分的准备的。出发之前，她先和伙伴们一起，把肚子吃得饱饱的，把自己喂胖一倍。若是人类，恐怕吃成这样就连动也动不了，可是这些神奇的鸟类此时还能保持自己的身材！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说来也许难以相信，它们是通过压缩自己的内脏器官来给脂肪腾出地方的！在上路的时候，它们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带有脑子和飞行肌肉的脂肪团，这些占到体重一半以上的脂肪，就是它们不间断长途飞行的主要燃料。这种本领即便是在鸟类旅行家当中也是首屈一指，无鸟可及。

那在连续几天的飞行过程中如何睡觉呢？虽然还不确定，但科学家们猜测，它们也许可以让两个大脑半球轮流休息。只用半个脑子控制，还能不停振翅且不迷路，简直就像自动驾驶仪一样，实在真够威猛。这些专业旅行家个个都是看天象辨方向的高手，白天它们通过阳光来定向，夜间则通过辨识星光来定向，无论是在北半球还是在南半球，它们对天空的变化了如指掌。另外，它们懂得在高空中选择在顺风的大气层中飞行来增加飞行效率，这就是它们长途旅行的秘诀。

即便有这样优越的身体素质，上万公里的长距离连续飞行也仍然是辛苦的旅行。等它们到了目的地，多出来的这一半体重基本上都消耗殆尽了，途中也免不了会有撑不下去葬身鱼腹的同伴。是什么让E7和她的伙伴们如此奋力飞行？它们不远万里从阿拉斯加飞到新西兰，是要做什么呢？

生命的旅行：美食和爱情

E7和她的伙伴们是到新西兰去寻找美食的。它们离开的阿拉斯加，不久之后就要进入严酷的冬季，冰封大地之上，将再也找不到可以果腹的东西。为了生存，它们必须前往南半球，在那里，季节倒转，时正入夏，正是打牙祭的好时光。

斑尾塍鹬最喜欢吃的食物是泥滩上的海鲜。虾、蟹、蚌、螺、鱼都是它们的美味佳肴。扭来扭去的蠕虫味道也不错。昆虫和蜘蛛长相虽然恶劣，肚子可不嫌弃，反正都是营养丰富的蛋白质。

换过羽毛，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南迁旅行的疲惫已经一扫而光，当那里的气候开始变冷，大家也差不多吃得心满意足了。而这些鸟儿是不懂得安分的，它们内心旅行家的本能在蠢蠢欲动，风声和潮水仿佛都带来了远方的呼唤，又是上路的时候了。

这一回，是回家，回到阿拉斯加去。那里是它们出生的地方，也是它们追求自己爱情的地方。一年又一年，不论飞得多远，对出生地的记忆始终在召唤着它们。每年夏天，一代又一代的斑尾塍鹬在阿拉斯加开阔的冻土带，穿着它们略带红棕色的夏装热烈地恋爱，英勇地不惜挑战猛禽、狐狸等敌害，来捍卫自己杯状的小巢和那里面4个爱情的结晶（斑尾塍鹬一般生4个蛋）。

而每一个斑尾塍鹬都是父母的骄傲——小小的幼鸟经过3周的孵化，出生不到一小时就能跟着父母跑来跑去。一个月之后它们便学会觅食和飞翔，可以独立生活了。虽然要到3-4岁才算正式成年，但它们的旅程也在生命的头一年便开始了。不论大小，一批又一批的斑尾塍鹬在阿拉斯加的海岸忙碌地增加自己的储备，饥不择食地连种子和浆果也列入食谱，一等风向改变便整装待发。

E7和她的伙伴们就这样一年年来去。每一个循环都可飞至3万公里，也就是说，在它们15-20年的生命当中，飞行的总距离远超过从地球飞到月球！

对于地球上的很多动物而言，这种有规律的旅行都是它们生命中的一部分，目的也大致相同——在冬季来临时，避开严寒去温暖的地方寻找食物，而在充分给养生息之后，再回到敌害较少、条件适宜的地方繁殖。这种活动保证了他们能够避免剧烈的气候变化而随时生活在相对较为稳定的环境当中。我们把这样的旅行叫做迁徙。

拥有翅膀的飞鸟一族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所有动物旅行家中的佼佼者。它们有些如斑尾塍鹬般能够承受如此长距离的马拉松飞行，有些如斑头雁能忍受极端稀薄的氧气、飞越喜马拉雅山脉，还有一些能够毫不停歇地穿越干旱炎热而又广阔的撒哈拉沙漠。千百年来，对美食和爱情的眷恋深深地刻在它们的记忆当中，变成了一种本能，为了生存，有无数的鸟儿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而E7只是在人们有限的所知当中，属于它们中的一个。

通向乐园的险途

为了要给即将到来的繁殖季节储备能量，这回E7和她的伙伴们走了不同的路线。它们沿着东亚的海岸一路北上，我们的土地——中国就在它们脚下掠过。这条路线上有着它们可以驻足的滩涂湿地，能够让它们在需要的时候停下来补充能量。

这回E7它们不再孤单，因为走这条路线的候鸟很多。而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和它们一样都是依赖沿海滩涂湿地的觅食者，在国外，人们把这些鸟统称为shorebirds，也就是在岸边的鸟，而在中国，我们把它们统称为鸻（音横）鹬类。其中鸻长得小巧玲珑，拥有一双大眼睛，通常靠敏锐的眼力和快速疾走来取食（这就是为什么“鸻”字有个“行”字边），而鹬类体型相对较大，拥有较长的嘴巴，除了靠眼力以外，它们还能通过把嘴巴探入泥中，通过嘴巴尖端感受器的触觉来寻找食物。每一种鸻鹬类的嘴巴形状、长短和捕食策略都有所不同，这令它们经常可以在一起聚餐而不至于抢了别人的食物。每年都有约60种总数超过500万只以上的鸻鹬类经过E7它们飞行的这条路线，可说是热闹非凡。其中还有一些长得和我们的主角斑尾塍鹬颇为相像。

然而这条路线却并非坦途。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越来越多的沿海滩涂湿地遭到破坏，围垦和外来物种的入侵都对仰赖海滩进行补给的迁徙鸟类造成生命的威胁。人类修建的水泥海堤，使大片的滩涂湿地干涸，很多鸟类都不再找得到充足的食物。这种情况对于那些体型较小的鸟类来说是致命的，因为它们可以积累的脂肪相对较少，即使在出发前“加满油”也只能帮助它们熬过1000-2000公里的路程，如果途中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来补给食物，它们就无法完成迁徙而会在半途中死去。

上海在这条路线上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候鸟的眼中，上海的崇明东滩湿地，和香港的机场大概没什么区别。由于上海的位置正好是从澳大利亚到西伯利亚的中途点，所以大量的鸟类都把这里以及黄海地区当成迁徙中转补给站。我们的主角斑尾塍鹬们也年年都会来这里。上世纪80年代，这里曾经是众多鸟类的乐园，有超过20种鸟常以铺天盖地的惊人之势出现，然而，大量的人类捕杀、干扰以及不断围垦而导致的栖息地丧失的影响，现在已经很难看到这种盛况了。在成立保护区并全面禁猎之后，以上的非法活动受到一定控制，但谁又能保证它们都能越过保护区外重重鸟网和无数陷阱？

E7们的命运

E7和她的伙伴们虽然在之前的旅程中展现了很强的耐受力，但它们现在也同样仰赖这条线上的补给来为之后的繁殖做准备，补给不足，繁殖的成功率就有可能降低、有的可能没法完成迁徙、甚至死亡。它们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人类的捕杀，它们的大小对于人类来说可能恰好是一顿美餐，据估计每年都有2000-3000只斑尾塍鹬都在中国的东海岸被人类猎杀，每年跟随E7的伙伴都逐渐减少，从90年代到现在，它们的数量已经减少了一半。

我们的主角E7也有过和人类近距离接触的“危险遭遇”。在澳大利亚，她曾被人类捕获，幸运的是，她没落到猎人的手里，而是在鸟类学家的手中，极不情愿地被在皮下注入了一个小型卫星跟踪发射器。正是由于这个装置，才让我们人类了解了它非凡的旅程。这种装置非常昂贵，E7只是幸运地成为了头几批试验者，帮助人们深入了解鸟类迁徙的行为特点。对更多她的同伴而言，人类只需通过简单的环志就能大致了解它们的行踪和去向。每年世界各地都有鸟类科学家和受过专业培训的志愿者从事这项工作。他们将野鸟捕捉后，测量它们的身长体重等基本数据并记录在案，然后给它们戴上标志物——标有唯一编码的金属脚环代表个体的基本信息，好像一张“身份证”，而按国际统一标准颜色组合的足旗，则可以让未来的观察者一眼就分辨出这只鸟是在哪里被环志的，功能更像“护照”。

也许是出于对人类的警惕，在上一次的北上归途中（2007年3月），E7并没有在中国南部沿海停歇。她从新西兰一口气飞了7天，停在了朝鲜鸭绿江的泥滩上。

而这一次，在她结束了传奇的跨洋之旅后，由于卫星跟踪发射器电池耗尽，我们失去了和E7的联系，不过，各地的观鸟爱好者仍然有机会通过她身上的“护照”一睹其芳容。对E7而言，她的生命就是奋力飞向未来，而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这些奋力飞行的旅行家的未来，却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关心与合作来保障。

如果人类继续为了自己的私欲而不断侵吞它们的栖息地，毁灭它们的生命，这些迁徙鸟类终将有一天永远飞出我们的视野。对它们而言，旅途中所经过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攸关生死的家园，中国、日本、韩国、美国、澳洲、新西兰等国家必须携起手来共同努力，才能保证它们永不停歇的飞行。

作者/化石

如果你已经36岁，你很可能喜欢收集上好的葡萄酒、唱片或者体育比赛纪念品。但对于理查德•西姆考特（Richard
Simcott）来说，他的收藏品是语言。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学会了30多种外语，而且他还不打算就此收手。

我们在伦敦一家饭馆里吃饭的时候，他在葡萄牙语、土耳其语和冰岛语之间跳来跳去，说起来就好像我念出餐牌上的披萨和意大利面名字一样容易。他在鹿特丹街头学了德语，在布拉格学了捷克语，在和几位建筑师合租房子的时候学了波兰语。而他在家里又跟妻子说一口流利的马其顿话。

西姆考特掌握的语言数量多、差异大，但他身上最引人瞩目的，还是他的年龄。远在我们白发出现、腰围渐粗之前，大脑的认知能力就应当开始退化，让我们很难再学习新技能，比如说外语、长笛或射箭。尽管西姆考特在上学时就萌生了学外语的念头，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学习能力理应也会下降。但直到目前为止，他仍然能够以很高的频率，贪婪地吸收着生疏的语法和奇怪的词汇。“我的‘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一直在不停变化。”他说，“青春年少也好，已届中年也罢，我并不觉得人的学习能力会有多大差异。”

成年人也能拥有足以与儿童媲美的学习能力？要是放在十年之前，很可能只有极少数神经科学家会支持西姆考特的这番话。但是我们不必过早垂头丧气。我们大脑的潜能其实远超任何人的想象。纽约大学的心理学家加里•马库斯（Gary
Marcus）说：“人们太过强调童年‘关键期’的学习能力了。”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提升成年人学习效率的最佳策略，可能也多少了解了西姆考特这类“学习超人”的学习诀窍。总之，无论你想学什么，现在开始，都不算晚。

“关键期”真的存在吗？

传统观念认为，大脑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钝化，变得越来越不能接受新事物——正如英语里一条谚语说的：“老狗学不会新把戏”（an old dog will
learn no tricks）。这条谚语最早出现在一本18世纪的谚语集里。而早在那以前，它就可能有数百年的历史了。

上世纪60年代，研究者终于开始研究成年人大脑的可塑性，当时他们的发现似乎印证了那条谚语的说法。然而其中大多数发现都并非是对大脑直接观察所得，而间接来自认知领域。一个发现是，视力会在个体年幼时达到顶峰。如果动物在初生的几周里视力受到限制，它们在接下来的一生里都不能拥有正常的视力。对于一出生就患有白内障或者弱视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之后再想修复，已经太迟，在这一辈子里大脑都不能正常地控制眼睛。纽约罗切斯特大学学者达芙妮•巴甫利尔（Daphne
Bavelier）说：“在很长时间里，人们认为，‘关键期’过后，这类限制就固定成型、不可更改了。”

当然，上面所举的都是特例。但是证据显示，神经钝化也能够制约人在其他方面的学习能力。科学家曾做过大量关于语言学习、特别是以移民家庭为对象的研究。研究发现，儿童很容易就能学会新外语，但是他们的父母说起外语来却总是磕磕绊绊。但是，如果在外语学习上真的存在所谓“关键期”的话，应该无人能够例外才对。但是西姆考特居然能学会那么多种语言，这就应该像让狗弹琴一样，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啊。

多伦多约克大学学者爱伦•比亚韦斯托克（Ellen
Bialystok）就怀有这样的疑问。最近她研究了美国人口普查记录，其中详细记录了超过2百万西班牙和华裔移民的语言能力。如果在人幼年时真的存在学习第二语言的“关键期”的话，那么在小时候就来到美国的人和成年之后才来的人之间，势必存在着英语能力上的巨大差异。但真实情况又如何呢？比亚韦斯托克说：“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鸿沟。”事实上她发现，移民的语言能力是随着年龄增大而逐渐降低的。与其单单指责大脑，不如说是环境不同所致。“在跟儿童说话时，人们会使用简单短句，会讲得更慢、更清楚。”她解释说，“而且，儿童所面对的整个社会和教育环境，都在敦促其学习语言。”

成年人也有学习优势

比亚韦斯托克的研究显示出成年人大脑拥有我们前所未知的可塑性，但这仍不能打消这样的怀疑：在学习某些特定技能方面，儿童可以做得更好。比如，成年人有时会发现他们很难唱对调子、打出本垒打，或者准确模仿口音。若未经过仔细考量，我们很可能会把这类差异归结到成年人认知和行动能力的退化上。这和单纯的学习知识又有不同，因为我们需要动用眼睛、耳朵和肌肉。

马库斯就为此拿自己做过实验：他在38岁开始学习吉他，这段经历已被他详细写入《零起步学吉他：新的音乐家和学习的科学》（Guitar Zero: The
New Musician and the Science of
Learning）一书。他说：“家人在听说我要学吉他这个事情之后，哄堂大笑。但是不久他们就发现了我的进步。”在学吉他过程中，他参加了一个面对8至15岁儿童的音乐夏令营。他说，他能比他的“同学们”更快地掌握乐曲结构，但是那些年轻人则有更好的协调性和乐感。

还有更有价值的证据：儿童并不是真的能够学得更好。明尼苏达大学学者张扬（Yang
Zhang。音译）做过一个关于成人学习陌生口音的研究。研究显示，成年人的学习效果较差，可能只是因为投入不够。研究者让成年人听模仿母亲“咕咕儿语”（baby
talk）的录音带，发现被试的学习进展神速。

在学习音乐和运动所需的复杂运动方面，成年人也不一定处于劣势。加拿大康科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学者维吉尼亚•本胡恩（Virginia
Penhune）找来一批实验者，让他们以固定次序、固定次数重复按键——这其实是在模仿弹琴训练。在这个实验里，成年被试的表现甚至优于年轻被试。

还有另一个更高难度的、需要手眼协调性的实验，有将近1000名各年龄段志愿者参与。被试通过6个阶段训练，学习变戏法。正如你可能设想的那样，60-80年龄组的被试开始时有些迟钝。但是他们很快就追上了30年龄组的被试。而在全部训练结束之后，所有成年组的被试在变戏法时都比5-10年龄组更有自信。

是什么妨碍了成人学习？

这么来看，“老狗”的可塑性可比谚语里说的要大得多。就算我们真的遭遇学习障碍，它也并非不可逾越。儿童看似学东西更好更快，其原因很可能在于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身体健康状况（请见后文“好的身体带来好的头脑”）。

事实上很多研究者相信，成年人的生活方式才是他们学习的最大阻碍。“对于婴儿来说，他们的任务只是学习说话，以及爬来爬去。”赢得过多次记忆竞赛的认知科学家艾德•库克（Ed
Cooke）如是说，“如果成年人也有相同的时间专心学习，他们也能学得很好。”

然而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太多闲暇时间可以心无旁骛地学习。尽管如此，我们也能借鉴一些刺激儿童学习的方法，将之加到我们的日常计划里。比方说，老师在指导儿童学习时总是问他们问题，以巩固所学。这个方法非常有道理，因为已经有无数研究证明，测试能增强长期记忆，其效果要大大优于其他教学方法。但是对于想学新东西的成年人来说，他们往往只能进行自我检测——说实话，这可不常见。

有鉴于此，库克建立了一个名为Memrise的网站，帮助成年人规划自我测试，而且最重要的是，将测试纳入他们的时间表。Memrise网站会记录你的“学习曲线”，在你马上要忘掉某个知识点的时候，弹出测试题来，让你能够重温记忆。

库克说：“Memrise会在最大程度上拓展你的大脑潜能。”他自己就已经利用这个网站学会了数千个外文词汇。在这里，用户可以自行建立课程，题目五花八门，从艺术到动物学，几乎无所不包。尤其重要的是，你如果有几分钟的空闲时间（比如午休或者等车的时候），就能轻松登录网站，开始学习。而且，库克还打算要开发一款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使学习更加快捷方便。

但是，还有些学习任务要求认知能力或运动技能，比如告别音痴，或者打出一杆完美的高尔夫。要怎么达成这类学习任务呢？科学家也同样为我们提供了指导建议，帮助我们重新找回年轻时代那种什么都一学就会的感觉。

一个观点是，成年人往往囿于自己对完美的过分追求。儿童会急于完成任务，但是成年人却常常为每一步费尽心思，试图与要求的做到一模一样——这可能就是我们面对的最大困难之一。“成年人在做事的时候想得太多，”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大学的学者加布里埃莱•沃尔夫（Gabriele
Wulf）如是说，“儿童却是看到什么就照做不误。”

沃尔夫过去十年的研究证明，我们应当把重点放在行为的效果，而不是复杂的动作步骤上。她将这个理论运用到了自己的生活中：她本人是一个出色的高尔夫球手，她发现，与不断注意双手的位置相比，想着挥杆的感觉的话，就能打出更好的成绩。她说：“我在挥杆时，一直在找最佳关注点。”同理，要学唱歌，你就应该把注意力放到音效上，而不是舌头的位置或者喉咙。很多研究证明，只要你稍稍改变关注点，学习效率就能得到提高——其中原因可能在于，如果你将关注点放到动作的整体感觉而不是细节上，可以让你的动作在下意识里变得更纯熟。

关注点如果放错了地方，会导致人们过分追求细节，从而阻碍了整体的学习。成年人不畏艰难、孜孜不倦、追求卓越，但这似乎并不总能带来优势。大多数人喜欢将任务分成小步骤去完成。以学篮球为例，成年人在投每个球时都分外讲究，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有投好每个球的渴望。在开始的时候，这个方法或许能显著提高球技，但是大量研究发现，这样获得的技能很快就会被忘到脑后。

与之相反，你可以采用“回转传送带”法，反复训练多个技能，而不是在其中一个上下死功夫。来回练习多项技能，似乎能让你的大脑在学以致用上做得更好，并让你保有长期的记忆，虽然其中原因还不清楚。这个方法已经帮助人们在网球、皮划艇和手枪射击上取得了更好的成绩。

但也许很多人不喜欢这么做。你可能会觉得，如果不走踏实每一步，怎么可能会有进步？但就算你还要坚持原来的学习策略，你仍然可以通过不时地在陌生环境中训练，来获得提升。比如在打网球时，与其一直守着一个位置，你可以换到别的位置打几回合；又比如在弹音阶时，你可以偶尔换换手。德国多特蒙德莱布尼茨研究中心（the
Leibniz Research Centre）的学者阿尔诺•柏廷（Arnaud
Boutin）曾经做过一个关于工作环境和人为因素的研究。这个研究证明，偶尔离开自己熟悉的区域，而不是将全部精神陷入手头唯一工作，可以帮助你提升整体表现。柏廷说：“执迷于一件事情越久，你就越难将学得的技能应用到其他方面。”

如果上面这些方法都对你无效，你还可以尝试让自己变得更大胆。
沃尔夫说：“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会逐渐失去自信，而自信与否会对我们的表现产生很大影响。”最近她找来一小群人，做了一个投球实验来验证这个理论。她让其中一半被试参加了一个伪测试，让他们以为自己的投球能力胜于常人；而另一半被试就没这么“幸运”了。实验结果是，自信心大增的前一组人，在训练之后投球的精准度要远远高于另一组人。

但你的学习热情能不能比得上西蒙考特对外语的挚爱呢？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西蒙考特说：“我的外语学习，就好像是极限运动。你并不用像我这么夸张。”最近他又把热情投向中文，且还不打算收手。
“我就像个语言浪子，总在寻找下一个情人。”

但是来试着接受这个观点吧：其实你的大脑和西蒙考特的没什么不同。一旦爱上极限学习，小心收不住！

好的身体带来好的头脑

就算年纪老大，也能拥有敏捷的头脑。其中诀窍，或许就是去公园散个步这么简单。

过去几年的研究已经清楚地证明，差体质（比如肥胖或者罹患心血管疾病）对我们大脑的危害，就和它对于我们个人魅力的危害一样巨大。它会削弱长距离神经元之间的联系，导致海马体的萎缩——而海马体在学习和记忆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因此，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变糟的健康状况，也会对影响我们的大脑，降低我们的学习能力。所以人们才会说：“老狗学不会新戏法。”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变化其实是可逆的——这是阿瑟•克雷诺（Arthur
Kramer）的观点，他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进行关于老年人的研究。他的研究项目一般要求被试进行少量锻炼，比如每周至少有三天要散步40分钟，如此坚持一年。他说：“我并不是说，他们能赢得跑步比赛什么的，但在坚持一年之后，他们确实能走得更远更快。”

在对比训练前后的大脑扫描图时，他发现被试的海马体变大了——可能是因为长出了新的脑细胞，或者神经元间的突触连接增多了。而且，大脑中很多长距离神经联系恢复了往昔的活力。他说：“这些老年人的神经网就和30岁的人一样有活力。”其结果是，被试的一般认知能力得到显著提升。这其中就包括了注意力的增强，而注意力又对学习很有帮助。

对于很多大学毕业生，他们的生活正被卡得不上不下。几年的大学生活没有留给他们各种证书，各种offer，简历上长长的实习经历，或者是国外名校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四年之后，除了一本非211非985的毕业证书，他们一无所有。除了随波逐流，还是随波逐流。

周围的环境也许会慢慢地消磨掉你的意志，被迫现实，被迫懒惰，但是，CJ 说，我们还没到《老男孩》主角的年纪，还可以走得离理想更近一些…

几年前，我陪一个朋友买了最近的机票去大连看海，因为他说不知道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没有能让他专注的事情。他的专业是船舶与海洋工程，所以他想去看看船厂，看看海，然后仔细想想自己的生活状态。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我也有经常怅然若失不知所措的时候，后来终于发现，生活被卡住，是因为你都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我也花了好久去寻找我想要的。一年前，我对自己说，我想要的是：自由，理解和安宁。

自由，是人身自由，也是物质自由。

一路成长，虽不是大富大贵，也基本没有什么物质的拮据。但是过去是父母给的，现在我要靠自己了，我只是想，在我有特别想拥有并且值得拥有的东西得时候，我不会因为金钱的原因而畏首畏尾；在我爱的人有特别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我不用辜负他们期盼的目光；在我有特别想去的地方的时候，比如海边，比如回家，我能毫不犹豫的买下一张最近的机票；我也知道自己有一定的物质欲，我不可能像梭罗一样自己开垦片田地守着片小湖思考人生，所以我要赚钱，足够我享受人生的钱，所以我要好好工作，找一份我爱并且能提升自己的工作。

理解，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越长大，越孤单，理解有时候是种奢侈品。

爸妈老了，他们有自己的限制，很多事情告诉他们了只能让他们担心，所以在外的孩子都是报喜不报忧，我需要一个人，或者是几个人，在我强颜欢笑的时候能看到我心里的泪，或者在我做出什么别人看起来非常规的决定时，能笑着和我说加油。还好，我有朋友，有各种各样的朋友，还有一个一心要把我宠坏的男人。

所谓安宁，就是在我追求自己所想要的生活的时候，能不卑不亢地一边失去，一边寻找。

本科的时候有位很优秀的同学，她从大一就很坚定地要出国，所以用了三年就修完了所有课程，现在在美国名校读传媒；我的朋友阿mang，在大一的时候给我看了他的规划，他说他最终要移民，后来我是亲眼看着他一步步努力，一次次被打击，但是一次次的继续，最终走到今天的PHD；我身边也有毕了业就结婚的，南开的毕业证成了她们最好的嫁妆，从此过上不愁吃穿的生活；也有自己创业的，过着忙碌但充实的生活。这些人的共同点是，对生活的追求，支持着他们穿越各种人言和辛酸。

如果你不懂自己想要什么，你可能会抱怨，说我没有那么好的家庭条件支持我出国，我没有那么漂亮让我嫁个富二代。有时候我也会抱怨，有次做陪同，接待方是个party的大官，他的孩子小时候去过美国旅游，特别喜欢斯坦福，想上斯坦福，但是成绩很一般，所以中方这么好吃好喝地供着就是希望那些来访的美国教育官员能给他的孩子写推荐信。那次陪同之后我给朋友写信，我说：如果我在上大学前也去过美国，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如果我的父母也这样不惜一切的帮助我，并且有能力帮助我，说不定今天的我，是坐在斯坦福的校园里和你写下这些话。

高中时候的一个同学，说实话那时候我并不是很喜欢他，因为觉得他活的很自私，但是有天我听到他对他的富二代同桌说，我和你不一样，我要是考不上好学校我家人帮不了我什么，所以我只有拼了命的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抱怨无益，愤恨无功，好高骛远眼高手低就是自寻死路。看清现实很难，看清现实之后不抱怨地努力更难。

曾经有人告诉我，生命的贵贱是由你自己决定的，那些开名车的不一定有踏实行走的富有，因为前者可能作践自己的生命，让其像沙子一样被时间轻易挥手扬掉，但后者可能知道自己想去的地方，他们像根须一样缓慢而坚定得伸向土壤深处，一点点靠近自己的目标。

有人说看了我的日志像打了鸡血，因为好多人在我身上看到了自己想要的状态，但是我的不是适合所有人的，每个写信说迷茫问我要如何做的人，我都会告诉他们，找个时间，认真的想一想，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然后就义无反顾的去努力。有句话说，很多事不是看到了希望才去努力，而是努力了才能看到希望。

文/陈彦君Beryl~的日志

本文为《哈佛商业评论》创刊以来重印次数最多的文章之一。该文首次发表于1999年，节选自管理大师德鲁克先生著作《21世纪的管理挑战》。认识自己，管理自己。如果前半生没管理好，问问自己那些问题，把后半生早点开始规划起来，还来得及。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充满着前所未有的机会：如果你有雄心，又不乏智慧，那么不管你从何处起步，你都可以沿着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登上事业的顶峰。

不过，有了机会，也就有了责任。今天的公司并不怎么管员工的职业发展；实际上，知识工作者必须成为自己的首席执行官。你应该在公司中开辟自己的天地，知道何时改变发展道路，并在可能长达50年的职业生涯中不断努力、干出实绩。要做好这些事情，你首先要对自己有深刻的认识——不仅清楚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也知道自己是怎样学习新知识和与别人共事的，并且还明白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自己又能在哪些方面做出最大贡献。因为只有当所有工作都从自己的长处着眼，你才能真正做到卓尔不群。

历史上的伟人——拿破仑、达芬奇、莫扎特——都很善于自我管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们成为伟人的原因。不过，他们属于不可多得的奇才，不但有着不同于常人的天资，而且天生就会管理自己，因而才取得了不同于常人的成就。而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甚至包括那些还算有点天赋的人，都不得不通过学习来掌握自我管理的技巧。我们必须学会自我发展，必须知道把自己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才能做出最大的贡献，而且还必须在长达50年的职业生涯中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和投入——也就是说，我们得知道自己应该何时换工作，以及该怎么换。

我的长处是什么？

多数人都以为他们知道自己擅长什么。其实不然，更多的情况是，人们只知道自己不擅长什么——即便是在这一点上，人们也往往认识不清。然而，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只能靠发挥自己的长处，而如果从事自己不太擅长的工作是无法取得成就的，更不用说那些自己根本干不了的事情了。

以前的人没有什么必要去了解自己的长处，因为一个人的出身就决定了他一生的地位和职业：农民的儿子也会当农民，工匠的女儿会嫁给另一个工匠等。但是，现在人们有了选择。我们需要知己所长，才能知己所属。

要发现自己的长处，唯一途径就是回馈分析法（feedback
analysis）。每当做出重要决定或采取重要行动时，你都可以事先记录下自己对结果的预期。9到12个月后，再将实际结果与自己的预期比较。我本人采用这种方法已有15到20年了，而每次使用都有意外的收获。比如，回馈分析法使我看到，我对专业技术人员，不管是工程师、会计师还是市场研究人员，都容易从直觉上去理解他们。这令我大感意外。它还使我看到，我其实与那些涉猎广泛的通才没有什么共鸣。

回馈分析法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我们只要持之以恒地运用这个简单的方法，就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可能两三年），发现自己的长处——这是你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事情。在采用这种方法之后，你就能知道，自己正在做（或没有做）的哪些事情会让你的长处无法发挥出来。同时，你也将看到自己在哪些方面能力不是特别强。最后，你还将了解到自己在哪些方面完全不擅长，做不出成绩来。

根据回馈分析的启示，你需要在几方面采取行动。

首先最重要的是，专注于你的长处，把自己放到那些能发挥长处的地方。

其次，加强你的长处。

回馈分析会迅速地显示，你在哪些方面需要改善自己的技能或学习新技能。它还将显示你在知识上的差距——这些差距通常都可以弥补。数学家是天生的，但是人人都能学习三角学。

第三，发现任何由于恃才傲物而造成的偏见和无知，并且加以克服。

有太多的人，尤其是那些术业有专攻的人，往往对其他领域的知识不屑一顾，或者认为聪明的头脑就可取代知识。比如，很多一流的工程师遇上与人相关的事就束手无策，他们还以此为荣——因为他们觉得，对条理清晰的工程师头脑来说，人太混乱无序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力资源方面的专业人员常常以他们连基本的会计知识或数量分析都一无所知而自傲。不过，人们要是对这样的无知还沾沾自喜的话，那无异于自取灭亡。其实，要让自己的长处得到充分发挥，你就应该努力学习新技能、汲取新知识。

另外一点也同样重要——纠正你的不良习惯。所谓不良习惯，是指那些会影响你的工作成效和工作表现的事情。这样的习惯能很快地在回馈中反映出来。例如，一位企划人员可能发现自己美妙的计划最终落空，原因是他没有把计划贯彻到底。同那些才华横溢的人一样，他也相信好的创意能够移动大山。但是，真正移山的是推土机，创意只不过是为推土机指引方向，让它知道该到何处掘土。这位企划人员必须意识到不是计划做好就大功告成，接下来还得找人执行计划，并向他们解释计划，在付诸行动前须做出及时的调整和修改，最后要决定何时中止计划。

与此同时，回馈还会反映出哪些问题是由缺乏礼貌造成的。礼貌是一个组织的润滑剂。两个移动物相互接触时发生摩擦是一个自然规律，不仅无生命的物体是这样，人类也是如此。礼貌，其实也很简单，无非是说声“请”和“谢谢”，记住别人的名字，或问候对方家人这样的小事，但就是这种不起眼的细节，使得两个人能够融洽相处，不管他们彼此之间是否有好感。许多聪明人，尤其是聪明的年轻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回馈分析表明某个人只要一遇到需要别人合作的事就屡屡失败，那么很可能就意味着这个人的举止不大得体——也就是缺乏礼貌。

把预期和实际结果进行比较，也会发现自己不能做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一窍不通、毫无天分的领域，在这些领域我们甚至连平庸的水平都达不到。人们，尤其是知识工作者，就不应该试图去完成这些领域的工作和任务。他们应该尽量少把精力浪费在那些不能胜任的领域上，因为从无能到平庸要比从一流到卓越需要人们付出多得多的努力。然而，大多数人，尤其是教师，还有组织，都一门心思要把能力低下的人变成合格者。其实，他们还不如把精力、资源和时间花在将称职者培养成佼佼者上。

我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

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人知道自己平时是怎样把事情给做成的。实际上，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不同人有着不同的工作方式和表现。许多人不是以他们习惯的方式工作，这当然就容易造成无所作为。对于知识工作者来说，“我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可能比“我的长处是什么？”这个问题更加重要。

同一个人的长处一样，一个人的工作方式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由人的个性决定。不管个性是先天决定的，还是后天培养的，它肯定是早在一个人进入职场前就形成了。正如一个人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是既定的一样，一个人的工作方式也基本固定，它可以略微有所调整，但是不可能完全改变——当然也不会轻易改变。而且就像人们从事自己最拿手的工作容易做出成绩一样，他们要是采取了自己最擅长的工作方式也容易取得成就。通常，几个常见的个性特征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工作方式。

我属于读者型，还是听者型？首先，你要搞清楚的是，你是读者型（习惯阅读信息）还是听者型（习惯听取信息）的人。绝大多数人甚至都不知道还有读者型和听者型之说，而且很少有人既是读者型又是听者型。知道自己属于哪种类型的人更少。但是，有一些例子说明了这样的无知可能造成多大的危害。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担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时，一直是新闻媒体的宠儿。他的记者招待会以其独特的风格出名——不管记者提出什么问题，艾森豪威尔将军都从容地对答如流。无论是介绍情况，还是解释政策，他都能够用两三句言简意赅的话就说清楚。十年后，艾森豪威尔当上了总统，当年曾对他十分崇拜的同一批记者，这时却公开瞧不起他。他们抱怨说，他从不正面回答问题，而是喋喋不休地胡侃着其他事情。他们总是嘲笑他回答问题时语无伦次，不合乎语法，糟蹋标准英语。

艾森豪威尔显然不知道自己属于读者型，而不是听者型。当他担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时，他的助手设法确保媒体提出的每一个问题至少在记者招待会开始前半小时以书面形式提交。这样，艾森豪威尔就完全掌握了记者提出的问题。而当他就任总统时，他的两个前任都是听者型——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这两位总统知道自己是听者型的，并且都喜欢举行畅所欲言的记者招待会。艾森豪威尔可能认为他必须去做两位前任所做的事。可是，他甚至连记者们在问些什么都从来没听清楚过。而且，艾森豪威尔并不是个极端的例子。

几年后，林登·约翰逊把自己的总统职位给搞砸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听者型的人。他的前任约翰·肯尼迪是个读者型的人，他搜罗了一些出色的笔杆子当他的助手，要求他们每次进行当面讨论之前务必先给他写通报。约翰逊留下了这些人，他们则继续写通报。可是他显然根本看不懂他们写的东西。不过，约翰逊以前当参议员时曾经表现非凡，因为议员首先必须是听者型。

没有几个听者型的人可以通过努力变成合格的读者型——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努力，反之亦然。因此，试图从听者型转为读者型的人会遭受林登·约翰逊的命运，而试图从读者型转为听者型的人会遭受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命运。他们都不可能发挥才干或取得成就。

我如何学习？

要了解一个人的工作方式，需要弄清的第二点是，他是如何学习的。许多一流的笔杆子都不是好学生——温斯顿·邱吉尔就是一例。在他们的记忆中，上学往往是十足的折磨。然而，他们的同学有这种记忆的却很少。他们可能在学校里得不到什么乐趣，对他们来说上学的最大痛苦是无聊。有关这个问题的解释是，笔头好的人一般不靠听和读来学习，而靠写来学习，这已成了一种规律。学校不让他们以这种方式学习，所以他们的成绩总是很糟糕。

所有的学校都遵循这样的办学思路：只有一种正确的学习方式，而且人人都得遵从。但是，对学习方式跟别人不大一样的学生来说，被迫按学校教的方式来学习就是地狱。实际上，学习大概有六七种不同的方式。

像邱吉尔这样的人靠写来学习。还有些人以详尽的笔记来学习。例如，贝多芬留下了许多随笔小抄，然而他说，实际上他作曲时从来不看这些随笔小抄。当被问及他为什么还要用笔记下来时，据说他回答道：“如果我不马上写下来的话，我很快就会忘得一干二净。如果我把它们写到小本子上，我就永远不会忘记了，也用不着再看一眼。”有些人在实干中学习。另一些人通过听自己讲话学习。

我认识一位公司总经理，他把一个平庸的小家族企业发展成行业领军企业。他是一个通过讲话学习的人。他习惯于每周一次把全体高层管理人员召集到他的办公室，随后对他们讲上两三个小时。他总是提出政策性问题，在每一个问题上提出三种不同观点。但他很少请这帮同事发表意见或提出问题，他只需要听众听他讲话。这就是他的学习方式。虽然他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通过讲话学习绝不是一种少见的方法。成功的出庭律师也以同样的方式学习，许多诊断医师也是如此（我自己也是这样）。

在所有最重要的自我认识当中，最容易做到的就是知道自己是怎样学习的。当我问人们：“你怎么学习？”大多数人都知道答案。但是，当我问：“你根据这个认识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吗？”没有几个人回答“是”。然而，知行合一是取得成就的关键；如果知行不合一，人们就会无所作为。

我属于读者型还是听者型？我如何学习？这是你首先要问自己的问题。但是，光这些问题显然不够。要想做好自我管理，你还需要问这样的问题：我能与别人合作得好吗？还是喜欢单枪匹马？如果你确实有与别人进行合作的能力，你还得问问这个问题：我在怎样的关系下与他人共事？

有些人最适合当部属。二战时期美国的大英雄乔治·巴顿将军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巴顿是美军的一名高级将领。然而，当有人提议他担任独立指挥官时，美国陆军参谋长、可能也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伯乐，乔治·马歇尔将军说：“巴顿是美国陆军造就的最优秀的部下，但是，他会成为最差劲的司令官。”

一些人作为团队成员工作最出色。另一些人单独工作最出色。一些人当教练和导师特别有天赋，另一些人却没能力做导师。

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我如何才能取得成果——是作为决策者还是作为顾问？许多人做顾问时的表现会很出色，但是不能够承担决策的负担和压力。与此相反，也有许多人需要顾问来迫使他们思考，随后他们才能做出决定，接着迅速、自信和大胆地执行决定。

顺便说一下，一个组织的二号人物在提升到一号职位时常常失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最高职位需要一个决策者，而一个强势的决策者常常把其信赖的人放在二号位置，当他的顾问。顾问在二号位置上往往是很出色的，但是换到一号位置，他就不行了。他虽然知道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但是不能接受真正做决定的责任。

其他有助于认识自我的重要问题包括：我是在压力下表现出色，还是适应一种按部就班、可预测的工作环境？我是在一个大公司还是在一个小公司中工作表现最佳？在各种环境下都工作出色的人寥寥无几。我不止一次地看到有些人在大公司中十分成功，换到小公司中则很不顺利。反过来也是如此。

下面这个结论值得我们反复强调：不要试图改变自我，因为这样你不大可能成功。但是，你应该努力改进你的工作方式。另外，不要从事你干不了或干不好的工作。

我的价值观是什么？

要能够自我管理，你最后不得不问的问题是：我的价值观是什么？这不是一个有关伦理道德的问题。道德准则对每一个人都一样。要对一个人的道德进行测试，方法很简单。我把它称为“镜子测试”。

20世纪初，德国驻英国大使是当时在伦敦所有大国中最受尊重的一位外交官。显然，他命中注定会承担重任，即使不当本国的总理，至少也要当外交部长。然而，在1906年，他突然辞职，不愿主持外交使团为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举行的晚宴。这位国王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色鬼，并且明确表示他想出席什么样的晚宴。据有关报道，这位德国大使曾说：“我不想早晨刮脸时在镜子里看到一个皮条客。”

这就是镜子测试。我们所尊从的伦理道德要求你问自己：我每天早晨在镜子里想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一个组织或一种情形下合乎道德的行为，在另一个组织或另一种情形下也是合乎道德的。但是，道德只是价值体系的一部分——尤其对于一个组织的价值体系来说。

如果一个组织的价值体系不为自己所接受或者与自己的价值观不相容，人们就会备感沮丧，工作效率低下。

让我们来看看一位十分成功的人力资源主管的经历。这位主管所在的公司被一家大企业收购。收购之后，她得到了提升，从事的是她以前做得最出色的工作，包括为重要职位挑选人才。这位主管深信，在选人时，公司只有在排除内部的所有可能人选后才能从外部招聘人才。

但是她的新公司认为应该首先从外部招聘，以吸收新鲜血液。对于这两种方式，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根据我的经验，适当的方式是两者兼顾。然而，这两种方式在根本上是互不相容的——表面上是政策不同，实质是价值观的不同。

这说明在该公司人们对以下三个问题有着不同看法：组织与员工之间是怎样的关系；组织应该为员工以及员工的发展承担何种责任；一个人对企业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经过几年挫折，这位主管最终辞职——尽管她的经济损失很大。她的价值观和这个组织的价值观就是无法融合。

同样，一家制药公司无论是通过不断的小幅改进，还是通过几次费用高昂、风险巨大的“突破”来取得出色业绩，都主要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这两种战略的结果可能都差不多。实质上，这是两种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一种价值体系认为公司的贡献是帮助医生把他们已经在做的工作锦上添花，另一种价值体系的取向是进行更多的科学发现。

至于一个企业的经营是着眼于短期结果，还是注重长远发展，这同样是价值观问题。财务分析师认为，企业可两者同时兼顾。成功的企业家知道得更清楚。诚然，每一家公司都必须取得短期成果。但是在短期成果与长期增长之间的冲突中，每一家公司都将决定自己所选择的重点。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关于企业职能与管理层责任的价值观冲突。

价值观冲突并不限于商业组织。美国发展最快的一个牧师教会，衡量工作成败的尺度是新教徒的人数。它的领导层认为，重要的是有多少新教徒入会。随后，上帝将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或者至少会满足足够比例的新教徒的需求。另一个福音派牧师教会认为，重要的是人们的精神成长。这个教会慢慢地让那些形式上入会但精神上并没有融入教会生活的新教徒选择了离开。

这同样不是一个数量问题。乍一看，第二个教会好像发展较慢。但是，它留住新教徒的比例要远高于第一个。换言之，它的发展比较稳固。这也不是一个神学问题，至少首先并不是神学问题，而是有关价值观的问题。在一次公开辩论中，一位牧师这样说：“除非你先加入教会，否则你永远找不到天国之门。”

而另一位牧师反驳说：“不，除非你先有心寻找天国之门，否则你就不属于教会。”

组织和人一样，也有价值观。为了在组织中取得成效，个人的价值观必须与这个组织的价值观相容。两者的价值观不一定要相同，但是必须相近到足以共存。不然，这个人在组织中不仅会感到沮丧，而且做不出成绩。

一个人的工作方式和他的长处很少发生冲突，相反，两者能产生互补。但是，一个人的价值观有时会与他的长处发生冲突。一个人做得好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好、相当成功的事情——可能与其价值体系不吻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所做的工作似乎并不值得贡献毕生的精力（甚至没必要贡献太多的精力）。

如果可以，请允许我插入一段个人的故事。多年前，我也曾不得不在自己的价值观和做得很成功的工作之间做出选择。20世纪30年代中期，我还是一个年轻人，在伦敦做投资银行业务，工作非常出色。这项工作显然能发挥我的长处。然而，我并不认为自己担任资产管理人是在做贡献。我认识到，我所重视的是对人的研究。我认为，一生忙于赚钱、死了成为墓地中的最大富翁没有任何意义。当时我没有钱，也没有任何就业前景。尽管当时大萧条仍在持续，我还是辞去了工作。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换言之，价值观是并且应该是最终的试金石。

我属于何处？

少数人很早就知道他们属于何处。比如，数学家、音乐家和厨师，通常在四五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会成为数学家、音乐家和厨师了。物理学家通常在十几岁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决定了自己的工作生涯。但是，大多数人，尤其是很有天赋的人，至少要过了二十五六岁才知道他们将身属何处。然而，到这个时候，他们应该知道上面所谈的三个问题的答案：我的长处是什么？我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我的价值观是什么？随后，他们就能够并且应该决定自己该向何处投入精力。

或者，他们应该能够决定自己不属于何处。已经知道自己在大公司里干不好的人，应该学会拒绝在一个大公司中任职。已经知道自己不适合担任决策者的人，应该学会拒绝做决策工作。巴顿将军（他自己大概永远不知道这一点）本来应该学会拒绝担任独立总指挥的。

同样重要的是，知道上述三个问题的答案，也使得一个人能够坦然接受一个机会、一个邀请或一项任务。“是的，我将做这件事。但是，我将按照我自己的特点，采取这样的方式来做这件事，进行这样的组织安排，这样来处理当中所牵涉的关系。这是我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应该会取得的成果，因为这就是我。”

成功的事业不是预先规划的，而是在人们知道了自己的长处、工作方式和价值观后，准备把握机遇时水到渠成的。知道自己属于何处，可使一个勤奋、有能力但原本表现平平的普通人，变成出类拔萃的工作者。

我该做出什么贡献？

综观人类的发展史，绝大多数人永远都不需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该做出什么贡献？因为他们该做出什么贡献是由别人告知的，他们的任务或是由工作本身决定的（例如农民或工匠的任务），或是由主人决定的（例如佣人的任务）。以前的人大多都处于从属地位，别人吩咐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甚至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那时涌现出的知识工作者（即所谓的“组织人”，organization
man）还指望公司的人事部为他们做职业规划。

随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就再没有人想让别人来安排自己的职业生涯了。年轻的男男女女开始提出这个问题：我想做什么？而他们所听到的答案就是“你们自行其是吧”。但是，这种回答同“组织人”听命公司的做法一样错误。那些相信自行其是就能做出贡献、实现抱负、取得成功的人，一般连三点中的任何一点都做不到。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走回头路，让别人来吩咐、安排自己要干什么。对于知识工作者来说，他们还不得不提出一个以前从来没有提出过的问题：我的贡献应该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必须考虑三个不同的因素：当前形势的要求是什么？鉴于我的长处、我的工作方式以及我的价值观，我怎样才能对需要完成的任务做出最大贡献？最后，必须取得什么结果才能产生重要影响？

请看一位新任命的医院院长的经历。这是一所享有盛名的大医院，30年来一直就靠名气顺利经营着。新院长上任后决定了自己应做的贡献：两年内在医院的某个重要领域建立起卓越服务的标准。他决定以急诊室为重点，因为该院的急诊室地方比较大，受人注意，而又秩序混乱。他决定，到急诊室就诊的每一个患者必须在60秒钟之内由一名合格的护士接待。一年之内，该医院的急诊室变成了美国所有医院的样板，又过了两年，整个医院的面貌焕然一新。

正如这个事例所表明的，把眼光放得太远是不大可能的——甚至不是特别有效。一般来说，一项计划的时间跨度如果超过了18个月，就很难做到明确和具体。因此，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应该提出的问题是：我在哪些方面能取得将在今后一年半内见效的结果？如何取得这样的结果？回答这个问题时必须对几个方面进行权衡。首先，这些结果应该是比较难实现的——用当前的一个时髦词说，就是要有“张力”（stretching）。但是，这些结果也应该是能力所及的。设定一个不能实现的目标或者只能在可能性微乎其微的情况下实现的目标，根本不能叫雄心勃勃，简直就是愚蠢。其次，这些结果应该富有意义，要能够产生一定影响。最后，结果应该明显可见，如果可能的话，还应当能够衡量。确定了要实现的结果之后，接着就可以制订行动方针：做什么，从何处着手，如何开始，目标是什么，在多长时间内完成。

我对人际关系负责

除了少数伟大的艺术家、科学家和运动员，很少有人是靠自己单枪匹马而取得成果的。不管是组织成员还是个体职业者，大多数人都要与别人进行合作，并且是有效的合作。要实现自我管理，你需要对自己的人际关系负起责任。这包括两部分内容。

首先是要接受别人是和你一样的个体这个事实。

他们会执意展现自己作为人的个性。这就是说，他们也有自己的长处，自己的做事方式和自己的价值观。因此，要想卓有成效，你就必须知道共事者的长处、工作方式和价值观。这个道理听起来让人很容易明白，但是没有几个人真正会去注意。一个习惯于写报告的人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在第一份工作时就培养起写报告的习惯，因为他的老板是一个读者型的人，而即使下一个老板是个听者型，此人也会继续写着那肯定没有任何结果的报告。这位老板因此肯定会认为这个员工愚蠢、无能、懒惰，肯定干不好工作。但是，如果这个员工事先研究过新老板的情况，并分析过这位老板的工作方式，这种情况本来可以避免。

老板既不是组织结构图上的一个头衔，也不是一个“职能”。他们是有个性的人，他们有权以自己最得心应手的方式来工作。与他们共事的人有责任观察他们，了解他们的工作方式，并做出相应的自我调整，去适应老板最有效的工作方式。事实上，这就是“管理”上司的秘诀。

这种方法适用于所有与你共事的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做事方法，也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工作，而不是按你的方法来工作。重要的是，他们能否有所作为以及他们持有什么样的价值观。至于工作方式，人各有别。提高效力的第一个秘诀是了解跟你合作和你要依赖的人，以利用他们的长处、工作方式和价值观。工作关系应当既以工作为基础，也以人为基础。

人际关系责任的第二部分内容是沟通责任。

在我或是其他人开始给一个组织做咨询时，我们听到的第一件事都与个性冲突有关。其中大部分冲突都是因为：人们不知道别人在做什么，他们又是采取怎样的工作方式，专注于做出什么样的贡献以及期望得到怎样的结果。而这些人不了解情况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去问，结果也就不得而知。

这种不去问明情况的做法，与其说是反映了人类的愚蠢，倒不如说是历史使然。在以前，人们没必要把这些情况告诉任何人。比如在中世纪的城市，一个区的每一个人从事的行业都一样。在乡村，土地刚一解冻，山谷里的每一个人就开始播种同一种农作物。即使有少数人做的事情和大家不一样，他们也是单独工作，因此不需要告诉任何人他们在做什么。

而现在，大多数人都与承担着不同任务和责任的人一道工作。市场营销副总裁可能是销售出身，知道有关销售的一切，但是，对于自己从未做过的事情，比如定价、广告、包装等等，就一无所知了。所以，那些正在做这些工作的人必须确保营销副总裁懂得他们设法做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们将如何去做以及期望取得什么结果。

如果营销副总裁不懂得这些高层次的、知识型的专业人士在做什么，错主要在后者身上，而不在自己。反过来说，营销副总裁的责任则是确保他的所有同事都知道自己是怎样看待营销这项工作的：他的目标是什么、他如何工作，以及他对他本人和他的每一个同事有什么期望。

即使一些人懂得负起人际关系责任的重要性，他们和同事的交流也往往不够。他们总是有所顾虑，怕别人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冒昧、愚蠢、爱打听的人。他们错了。因为我们看到，每当有人找到他的同事说“这是我所擅长的工作。这是我的做事方式。这是我的价值观。这是我计划做出的贡献和应当取得的成果”，这个人总会得到如此回答：“这太有帮助了，可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如果一个人继续问道：“那么，关于你的长处、你的工作方式、你的价值观以及你计划做出的贡献，我需要知道什么？”他也会得到类似的答复——据我的经验，无一例外。事实上，知识工作者应该向与他们共事的每一个人，不管是下属、上司、同事还是团队成员，都发出这样的疑问。而且，每次提出此类问题，都会得到这样的回答：“谢谢你来问我。但是，你为什么不早点问我？”

组织已不再建立在强权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彼此喜欢对方，而是意味着彼此了解。因此，人们绝对有必要对自己的人际关系负责。这是一种义务。不管一个人是公司的一名成员，还是公司的顾问、供应商或经销商，他都需要对他的所有共事者负起这种责任。所谓共事者，是指在工作上他所依赖的同事以及依赖他的同事。

管理后半生

当多数人的工作是体力劳动时，你不必为自己的后半生担心。你只要继续从事你一直在做的工作就行了。如果你够幸运，能在工厂或铁路辛勤工作40年后撑下来，你就可以快乐地度过余生，什么也用不着干。然而，现在的多数工作都是知识工作，而知识工作者在干了40年后，仍能发挥余热，他们只是有些厌倦。

我们听到了许多有关经理人中年危机的谈论，“厌倦”这个词在其中频频出现。45岁时，多数经理人的职业生涯达到了顶峰，他们也知道这一点。在做了20年完全相同的工作之后，他们已经得心应手。但是他们学不到新东西，也没有什么新贡献，从工作中得不到挑战，因而也谈不上满足感。然而，在他们面前，还有20到25年的职业道路要走。这就是为什么经理人在进行自我管理后，越来越多地开始发展第二职业的原因。

发展第二职业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完全投身于新工作。

这常常只需要从一种组织转到另一种组织。例如，一家大公司某事业部的会计师成为一家中型医院的财务总监。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转入完全不同的职业。例如，公司经理在45岁时进入政府内阁；或者中层管理人员在公司工作20年后离职，到法学院进修，成为一个小镇的律师。

还有许多人在第一份职业中取得的成功有限，于是改行从事第二职业。这样的人有很多技能，他们也知道该如何工作。而且，他们需要一个社群——因为孩子已长大单飞，剩下一座空屋。他们也需要收入。但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挑战。

为后半生做准备的第二种方式是，发展一个平行的职业。

许多人的第一职业十分成功，他们还会继续从事原有工作，或全职或兼职，甚至只是当顾问。但是，除此之外，他们会开创一项平行的工作，通常是在非营利机构，每周占用10个小时。例如，他们可能接手教会的管理，或者担任当地女童子军顾问委员会主席。他们也可能管理受虐妇女庇护所，担任当地公共图书馆的儿童图书管理员，或在学校董事会任职等。

最后一种方法是社会创业。社会创业者通常是在第一职业中非常成功的人士。他们都热爱自己的工作，但是这种工作对他们已经不再有挑战性。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虽然继续做着原来的工作，但在这份工作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少。他们同时开创了另一项事业，通常是非营利性活动。例如，我的朋友鲍勃·布福德创办了一个非常成功的电视公司，现在他仍然经营着。但与此同时，他还创建了一个与新教教会合作的非营利组织，也做得非常成功。现在他又创建了一个组织，专门指导社会创业者在经营原有业务的同时，如何管理自己另外创办的非营利机构。

管理好自己后半生的人可能总是少数。多数人可能“一干到底”，数着年头一年一年过去，直至退休。但是，正是这些少数人，这些把漫长的工作寿命看做是自己和社会之机会的男男女女，才会成为领袖和模范。

管理好后半生有一个先决条件：你必须早在你进入后半生之前就开始行动。

当30年前人们首次认识到工作寿命正在迅速延长时，许多观察家（包括我自己）认为，退休人员会越来越多地成为非营利机构的志愿者。可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一个人如果不在40岁之前就开始做志愿者，那他60岁之后也不会去做志愿者。

同样，我认识的所有社会创业者，都是早在他们原有的事业达到顶峰之前就开始从事他们的第二事业。请看一名成功律师的例子。这位律师是一家大公司的法律顾问，他同时在自己所在的州开办了模特培训学校。早在他
35岁左右的时候，他就开始志愿为学校提供法律咨询。40岁时被推选为一家学校的董事会成员。50岁时，他积累起了一笔财富，办起了自己的企业——建立并经营模特培训学校。然而此时，他依旧在那家他年轻时参与创建的公司里担任首席法律顾问，而且几乎是全职工作。

发展第二兴趣（而且是趁早发展）还有一个原因：任何人都不能指望在生活或工作中很长时间都不遭遇严重挫折。有一位很能干的工程师在45岁时错过了晋升的机会。另一位也很能干的普通学院的教授在42岁时认识到，即使她完全具备担任教授的资格，她永远也不会在一所有名的大学里获得教授职位。还有一位则是在家庭生活里出现了悲剧：婚姻破裂或者痛失子女。在这样的时刻，第二兴趣——不仅仅是业余爱好——可能发挥重要作用。例如，这位工程师现在知道他在工作上并不十分成功。但是，在公司以外的活动中，例如负责教会资金的管理，他是成功的。一个人可能家庭破碎，但是他能在第二兴趣的活动中发现还有社区这个大“家庭”。

在一个崇尚成功的社会里，拥有各种选择变得越来越重要。从历史上来看，却没有“成功”一说。绝大多数人只期望坚守“适当的位置”。唯一的流动性是向下的流动性。然而，在知识社会里，我们期望每一个人都能取得成功。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对许多人来说，能避免失败就行。可是有成功的地方，就会有失败。因此，有一个能够让人们做出贡献、发挥影响力或成为“大人物”的领域，这不仅对个人十分重要，对个人的家庭也同样重要。这意味着人们需要找到一个能够有机会成为领袖、受到尊重、取得成功的第二领域——可能是第二份职业，也可能是平行的职业或社会创业。

自我管理中面临的挑战看上去比较明显，甚至非常基本，其答案可能不言自明，甚至近乎幼稚。但是，自我管理需要个人，尤其是知识工作者，做出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实际上，自我管理需要每一个知识工作者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要成为自己的首席执行官。更进一步来看，这样的转变——从一切听从别人吩咐的体力劳动者到不得不自我管理的知识工作者——也使得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历史上每一个社会，甚至是个人主义倾向最强的社会，都认为两件事情理所当然（即使只是下意识的）：第一，组织比员工更长寿；第二，大多数人从不挪地方。

如今，情况恰恰相反。知识工作者的寿命超过了组织寿命，而且他们来去自如。于是，人们对自我管理的需要在人类事务中掀起了一场革命。

用微信发信息，一秒钟就能收到。字是廉价的，话也是廉价的，我们走进了一个非常廉价的时代，年轻人容易迷失，因为他不知道什么东西有价值，我觉得这是现代人面临的一个困境，需要我们去想一想。

讲述者：赖声川，台湾著名舞台剧导演，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戏剧博士。现任台北艺术大学教授、美国斯坦佛大学客座教授及驻校艺术家。代表作有《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暗恋桃花源》等。

我认为，远行是一种回归。就像吉普赛人那样，喜欢哪儿就到哪儿，很自在。我们慢慢可能要脱离这样一种概念，就是远行久了必须要回去，当然这种感觉是很温暖的，对于我来说，那是一种家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如果人生要更加突破的话，还是要把自己的视野放大一点，你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这反而是一种更超脱的概念。

前几年我写过一部戏，叫做《那一夜，在旅途中说相声》，是讲旅行的。这部戏中有一长段，讲到男主人公去欧洲转了一圈。这个故事其实是我自己的故事。

有一年在旅行时，我看到很多让人震撼的教堂和美术馆，但真正让我深有感触的是在佛罗伦萨的一座古桥上。我看到桥上有一个人在那里弹吉他，就停下来听了一会儿。日落的时候，我又看到一对夫妻带着他们的小孩走上古桥，小孩一边哭，一边说肚子饿了。

我突然生出一种很深的感触，不管旅行到哪里，不管觉得教堂和美术馆有多伟大，人们还是那样地活着，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长大、结婚、生孩子，然后再照顾孩子、带孩子长大。我们读了这么多书，看了这么多东西，旅行到最后，远行了这么远，最后你如果能够认识到这个道理的话，旅行就算没有白费。

立志，看到更小的世界 

我常常问我的学生，你们要出国留学，是希望你们的世界变得更大还是变得更小？很多人说我希望我的世界变得更大。我说好啊，祝福你，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答案，你应该立志让世界越变越小。我的意思是，这样你才可以更加理解这个世界。并不是说我来到巴黎，我被迷倒了，我喝了意大利咖啡，我被迷倒了，我们不能迷失在这些表面的东西里，而是要真正理解人生是怎么回事，世界是怎么回事。实际上，生命是一些很实际的东西，而不是那些看起来很浪漫的东西。

今天，互联网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变。还记得十几年前，我跟一位好朋友聊天，他说网络时代来了，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我就问：你觉得人类真的会因为网络而进步吗？他说当然，比如偏远的山区里，人们缺乏医疗知识，而如今上网就可以找到一些治病的方法了。这个我承认，但是这并不代表人类在进化。我们身为一个物种，我们真的变得更加伟大了吗，或者是更加智慧、更加进化了吗？ 

直到今天，我还是持这个观点。我觉得互联网只是一种工具，是一种发布资讯的工具，而我们只是在电脑上用鼠标点东西而已。我有时候甚至很同情在这个时代长大的年轻人，因为他们已经把互联网作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知识和资讯只要点一个键就可以得到，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却变得越来越疏远。 

年轻人不再立志，不知道什么东西有价值 

我当年去美国留学，那个时候写一封航空信，差不多要5~7天才能到台湾。有时候没有钱，邮票比较贵，我就发走海运的信，需要3个月才到。你都无法想象3个月才能收到一封信，而对方回一封信，也需要3个月，因此我们更加珍惜这些信，一遍一遍地认真读。 

然而，现在这个时代一切似乎都变得廉价了，用微信发信息，一秒钟就能收到。字是廉价的，话也是廉价的，我们走进了一个非常廉价的时代，年轻人容易迷失，因为他不知道什么东西有价值，我觉得这是现代人面临的一个困境，需要我们去想一想。

这种现状能够改变吗？这条路是没有办法回头了，但是改变在于自觉。如果现在的年轻人有足够的自觉，明白现在的问题是资讯太多、获取太方便、太浅薄，如果年轻人想清楚要的是智慧而不仅仅是知识的话，就有希望了。

什么是智慧？要你自己去定义。智慧的层次很多。如果一个人喜欢美食，他每天想吃到好东西，就会去寻找，追寻到这个美食以后，他又会去寻找另外一个美食。这就是他的智慧，人会一步一步去突破。 

人还需要立志。立志的定义是什么？年轻人不一定从很小的时候起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从小就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一直到大学毕业都不知道我要什么。我是在一个机缘巧合之下走上戏剧这条路的，立志于戏剧之后，我就一条路走到底，我在伯克利大学以最优成绩完成了博士学业。回到台湾以后，我面对的是一个“文化沙漠”，当时甚至连剧场也没有。但你只要立志了，就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我后来发现，老师选拔去比赛的四个学生，不是中国人就是韩国人。两种文化里的父母，都望子成龙，对子女教育十分重视，小孩学琴，家长抓得也很紧。絮絮叨叨督促小孩学琴的“中国妈妈”，在美国青少年的心目当中，都成了一个脸谱化的负面形象。美国家长就比较松一些，一般是让小孩培养兴趣为主，所以平时练得也少。不过，一旦美国小孩自己产生了兴趣，着魔了，那潜力也会很大。

我和这边一些理工科的朋友交流时，也听说过类似的现象。人们常说中国学生数学好，听说美国同学真正钻进去了，会学得很好。他们若是去学，多半是出自兴趣，而不是像我们有些学生（当然不是全部），是因当年参加奥数得奖了，或是因为好拿奖学金好找工作而学。这中间有出国留学身不由己的无奈，但未必就没有个人选择的责任。说到底还是一个兴趣的问题。

我们让小孩学音乐，是希望他们形成一个长久爱好。人需要文艺给自己一个提升，这么做非为逃避现实，除非你认为现实就是吃喝拉撒。我们作为人，有义务让生活超出野兽的层面，否则活着又有什么趣味呢？F3的老师是个很好的教育者，对于自己教钢琴的事充满激情。我有一回听他说过，你们现在好好训练，日后这会是你终身的享受。这便是让一个人去学音乐的本质所在。这位老师始终要小孩去热爱他们的弹奏，而且做得相当成功。他的学生都在乐呵呵地学，没有学得苦大仇深的。当然，我不是说快乐就是想怎么弹怎么弹，如果有发展的潜力不去开发，那也是一种遗憾。学习中克服挑战，拉伸自己，本身也是乐趣。不过我们得接受一个现实，大部分孩子以后会成为普普通通的人。我想我完全能接受这一点。朗朗毕竟罕见（事实上我很不喜欢他），大部分孩子，终归是要把音乐，当成终身爱好的。我们中国家长，始终都带着一种“不成功则成仁”的态度让孩子学一个东西，过多施压，结果适得其反。用这种方法每培养一个朗朗出来，不知毁掉了多少其他的朗朗。我认识的每个家长，几乎都让孩子去学一门乐器，这本来是挺好的一件事。让音乐成为自身素质的一个部分。日后同学聚会的时候，家庭小宴的时候，小城办文化节的时候，随便找几个人，都可以组成一个小乐队来表演，而不是一聚到一起就晓得喝酒打麻将。倘能这样，不也挺好吗？别把什么都往出人头地上去扯。

而今说兴趣，可能显得老生常谈。可是孩子们童年的时候，还真不能低估兴趣的作用。这兴趣爱好或许会影响他们的一生。我们做家长的，不过是要提供一个资源，让其在探索的过程中，找到终身热爱的东西。而我们所能做的最大的摧残，莫过于孩子本来还有点兴趣，结果被我们在“都是为你好”的借口下，这么逼那么逼，结果产生了“免疫”，麻木，疲倦，甚至逆反，最后一点兴趣的火花也被灭了，以至于他们成年以后，反倒不如像我这样的牛人（对牛弹琴的牛） —— 听到美妙的音乐，虽说不出所以然，但能真心喜欢的。莫要把童年的一切，变成一场又一场的竞技，让孩子苦不堪言。我在连岳的Twitter上看到一段很有趣的话：有个小孩小学二年级，学校作业多，经常要做到晚上十一二点，又不敢睡，只能边做边哭，结果全家抱头痛哭。

小孩的学校里有张标语：Childhood is a journey, not a race.  （童年是一次旅行，不是一场比赛。）而今，家长动辄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或许我们的比喻错了呢？ 或许童年根本就没有起跑线呢？而孩子们往往在东奔西跑中，错过了童年。

正如《Rework》里说的，条件受限是好事。“条件受限”貌似缺陷，实为优势。有限的资源能激发你在现有条件下完成任务的能力。没有一点浪费的空间，一切都需要你发挥最大的创造力。而事实上，现实中必然是有各种各样的限制条件，那些都不是阻碍我们通向梦想的理由。

有些夸张，但的确很神奇。

回首我的开发生涯，我认为我使用的任何一种编程语言都是在当时那种场景下最好的。

同样的，我选择的框架，甚至操作系统也是最好的。

是的，我有这样惊人的能力，就是从技术的海洋中挑出最好的。这些技术我甚至不用亲自试一遍，但我却极力捍卫我的选择。

可能当你在阅读本文的时候，你已经发现了你也有这种神秘的能力。

大多数开发者有技术信仰

这是真的。

不要不好意思，你不是一个人。我，几乎每一个人，都与你同在。

我们有些人已经从这种自我洗脑中清醒过来。另一些人则还非常幸福地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所处的困境。但是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至少拥有一个为自己信奉的技术信仰。

这很自然，因为大多数程序员进入软件开发这个领域是因为他们对软件开发充满了热情。任何你热爱的事情都非常容易导致你对它产生一些非常不客观的看法。

拿体育迷来举个例子，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体育迷，但我知道不同种类运动的粉丝笃信他们支持的队伍是最棒的，尽管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相反的方向。

对自己选择和想法的捍卫是人类的天性。我们容易采纳新的相法，但是我们虔诚地捍卫我们已有的，而不需要太多的证据来支持他们。问题在于我们倾向于把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与我们的身份，甚至我们作为人的价值捆绑在一起。

需要灵魂深处的搜索，但是如果你看一下你自己，你很有可能会发现，你可以列举出最好的操作系统，编程语言以及框架等等。

无知不是福

这种自我强加的信仰导致的问题是，它让我们看不到真相。

在我真正使用了一台Mac之前，我曾经花了无数时间争论它为什么这么垃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现在正在一台Mac上面写这篇文章，但是我通过远程桌面使用Windows Live Writer来写。

我的观点是，我们大多数人极力争辩我们选择的技术是最好的，而甚至没有尝试过别的技术。

想象一下，似乎很可笑。但是甚至今天，我都能发现我还是这样。

当我审视自己，问自己为什么的时候，我发现，大部分动机来自于我对我所学到的和掌握的知识的自豪和对我所不知道的知识的恐惧这两者的结合。

我发现，如果花一些时间学习一门技术并了解为什么别人这么喜欢它，我就不会如此轻易地把我不知道的技术当做“垃圾”或者“废物”一样扔掉。正如他人所说，一个人的垃圾正是另一个人的宝藏。

关于无脑信仰的问题

即使我不告诉你，你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无脑(脑残)的狂热是一股毁灭性的力量。你只需要去你最喜欢的国家新闻网站或者读一点历史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虽然没有太多程序员会为PHP vs C#这样的问题而大动干戈——尽管我曾在这样一次相似的、挑衅性的、如今我极力反对的讨论中被指责不该丢椅子——很多开发者还是喜欢大声争论自己的意见，甚至盛气凌人地推翻他人的工作。我相信你们一定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情景——如果你们常常上网的话。当我大胆的发表一些关于JavaScript的负面文章时，我自己也吞下了这样的苦水

所以，我们可能觉得，我们的无知并没有伤害任何人，并且我们觉得他们活该因为他们明显是错的，然而真相是，我们的无知造成了相当多的破坏。

回首过去，我感到非常羞愧，因为我将Perl程序员贬低得一无是处，完全否定他们的劳动成果，并且非常无知地推举我神圣的静态类C语言为可以净化他们的唯一救世主。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发现我伤害的其实是我自己。

别再打自己脸了，蠢货！

我职业生涯最大的成长得益于，在我寻找一份C#开发的工作时，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去做一个JAVA项目的架构师。

我被这个决定折磨得够呛。因为我认为JAVA是垃圾、是邪恶的。JAVA缺少像C#那样的属性，需要手写getter和setter，所以每一个写JAVA代码的人明显是蠢货。

我几乎没有接受那份工作，但是我觉得待遇很好，可以勉强一下自己忍一忍过去算了，就像一个战俘等待有一天我的微软大帝可以拯救我。我想，我至少得脱离那种恶心的JAVA写法。

然而，经过了一些年的开发，编写良好的JAVA代码单元测试之后，我发现，其实不仅JAVA没那么屎，这个语言的一些长处和一些JAVA框架也值得称赞。

更重要的是，我开始意识到我过去的代码偏执使我关上了很多扇门。我开始觉得，可能我过去所有的技术选择都不一定是最好的。我开始思考，其实许多最流行的技术，它们之间并没有那么大的区别。

我开始意识到，相对于无脑崇拜某个我凑巧选择的技术，广泛地理解一系列技术和编程语言可以使我变得更有价值。

现在，我发现我对单个的技术理解得特别快，因为不再是“闭门造车”，我可以用我的大脑去比较和对比不同编程语言和技术之间的区别，这样使我对所有的一切都有了更深的理解。

说了这么多，我的观点就是，对技术的选择持封闭态度最后只会伤害你自己并限制你作为一个开发者的个人成长。

(这里又两本很好的书可以帮助你打破这些壁垒：《七周七种语言》和《七周七数据库》)

没有最好的

在结束这篇文章之前，但愿你能相信我说的”世上没有最好的技术或者编程语言“。

我不是在用说编程语言各有各的好、各自处理不同的情况来侮辱你的智商，。因为真相远比这个深刻。

在制作了超过40部非常广泛的技术和编程语言的课程之后，我发现了一些真相。

真相是，有很多很好的方法能做成同一件相同的事情，使用不同的工具和技术。

真相是，所有的编程语言和技术都有一些大错误和大弱点。

真相是，你学的不同技术越多，你越能发现大多数技术核心的东西是非常相似的。我指的是，编写软件的核心概念，无关乎技术和编程语言语法。

跟我一样，你也会发现，如果你愿意接受其他技术并且承认自己的无知，并从中学习，那么，不管你去了哪里，你都会找到很多乐于助人的友好人士，他们非常乐于把他们知道的东西教给你。

本文最初发表在brotherb上。

“自动”雇佣了一位分析程序员，艾伦，来解决这个问题。

而“统一”决定试一下新来的初级程序员查尔斯，看看他是否有真本事。

艾伦做过一些复杂项目，有着丰富的经验，决定采用PQR结构化方法来开发这个程序。于是他找到部门经理，要求增派3名程序员组成一个项目小组。这个小组于是开始工作，捣鼓出初步的项目分析报告。

“统一”这边，查尔斯抽了点时间想了一下需要解决的问题。同事们常常看到查尔斯把脚翘在办公桌上喝咖啡。偶尔见到他坐在电脑前，但是那有节奏的键盘声告诉别人他其实在玩小蜜蜂。

不久，“自动”的小组开始编写代码了。程序员们一半的时间用来编写编译代码，另一半的时间待在会议室里，讨论模块间的接口设计。

查尔斯的同事发现他终于不再玩小蜜蜂，而是一半的时间把脚翘到办公桌上喝咖啡，另一半时间在纸片上涂写着什么。他好像不是在纸上玩“井字过三关”，但看起来不像是在写有用的东西。

两个月过去了。“自动”的小组终于发布了项目时间表。计划再过两个月，他们就会发布程序的测试版本。然后再经过两个月的测试和改进，就可以发布完成版了。

此刻，对于查尔斯的游手好闲，他的经理再也看不下去了，他决定批评查尔斯一下。但当经理走进查尔斯的办公室时，他却惊讶地发现查尔斯在电脑前正埋头写代码。于是他决定把批评先放一放，随便跟查尔斯聊了一下就离开了。然而从此他更加注意观察查尔斯的表现，想借机批评查尔斯。不过不愉快的对话并没有发生，他很高兴地发现查尔斯一直在写代码。人们偶尔发现查尔斯推迟了午餐，且一周还主动加2、3次班。

第三个月的月底，查尔斯宣布他已经完成了这个项目。他提交了500行的程序。程序清晰可读，测试中符合所有的功能要求，甚至具备了一些更加便利的功能，极大地提高了程序的易用性。测试后，程序除了有一处疏忽外，表现得非常好。

“自动”的项目小组到此时已经将4个主要模块中的2个开发出来了。在这些模块被测试的同时，小组继续开发其余的模块。

又过了3周，艾伦宣布提前一周完成了程序的初级版。他提交了一份清单，列举了尚需解决的一些缺陷。测试中，客户发现了一些清单上没有的错误和缺陷。艾伦解释说这是意料之中的，毕竟这只是一个初级的版本，有错误很正常。

又过了两个月，项目小组完成了程序的正式版，包含了2500行代码。测试中发现，这个版本完成绝大部分的最初需求。程序功能上有一两处遗漏，且对于数据输入的格式要求非常严格。但公司最终决定使用这个程序，他们可以训练打字员严格按照要求输入数据。对于那些遗漏的功能，交由维护程序员去添加。

后记：

一开始经理对查尔斯的能力印象深刻。可当他阅读源代码的时候，发现原来问题比自己开始想象的要简单得多。现在看来，这种难度哪怕对于初级程序员来说也明显太低了。

的确，查尔斯平均每天产出了5行代码，这略高于平均水平。但是考虑到项目复杂度是如此的低，略高的生产率也不足为奇。而且经理对他头两个月的游手好闲记忆犹新。

业绩评估中，查尔斯薪水的涨幅大概是同期货币通货膨胀率的一半，他也没被提升。又过了一年，他感到沮丧而离开了“统一”。

“自动”这边，艾伦因为按时完成这个项目而受到表扬。他的主管翻了几页源代码，发现代码符合公司的结构化编程规范。但他很快便放弃了阅读代码的想法，因为它看起来相当深奥。他现在意识到项目的复杂度远比当初自己设想的高，于是他再一次夸赞艾伦的成就。

项目小组平均每人每天写3行代码，刚好是平均水平。但考虑到问题的复杂度，有平均水平就非常不错了。艾伦被大幅加薪，作为奖励，他被提升为系统分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