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格局

人常说，常在江湖混，哪有不挨棍，也就是说，工作过程中，有说闲话的，有批评的，有帮倒忙的，还有背后说你不好的，如果你作为高管，那一定是一笑了之，有谁听说过天天说别人坏话就能成功的，还有谁听说过，天天反论别人还能大器者，所以，心胸宽广，不受一些人影响，大度，这样的人，才可以做到高管，这叫有格局。

阳光心态

不要把消极的信息带到工作上来，不要把不好的信息发到微博、微信上去，而是学会把不好的信息，消化掉，坚持阳光的心态，拨云见日，把青春所拥有的一切，展示给这个社会，这样，活在当下，活得有意思。

一日千里的成长

每一个人一日千里的成长，把女人当男人用，把男人不当人用，不是真正的管理，把普通人当成优秀者，才是真正的管理，那需要我们自我成长要快。

先做榜样，再做管理

先做榜样，再做管理，走向第一线，走向新生活，所以，只指挥别人，没有自己大胆做，按系统做，永远都是纸上谈兵，早晚就是要出事的。

文化统一

就是相信，实干，服务， PK，这样的文化，正直， 阳光，并且有感染力，这样 的文化，是很好文化，是广 大优秀员工集体的结晶，是 每一个人价值的体现，凡是遵守者，都业绩好，团队强，还破坏者或不执行者， 要么危险重重，要么业绩平 平，所以，文化统一。

心灵契约

高管之间，高管与公司之间，联系有时并不多，但有心灵契约，不相离，不吹拜，务实，相互支持，关键时间替对方着想，这就是心灵契约，代表着责任，相信，承担与爱的精神，得到了体现。

指哪打哪

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我们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工作岗位不调肥，不说乱，听从公司的统一安排，做到做事无怨言，行动很简单，只有这样，公司的 愿景才能统一安排，公司行 动才能效率提高，这样，才 会让别一个高管的价值得到最大化，公司真心的帮助员
工，那就是把员工放到最应该做的地方，但有可能不是最喜欢的，但优秀的高管接受，支持，兴趣点一致并做到。

心有理想，春暖花开

有目标的人，有行动力，认真做事，一步一步，虽然路远，不虚大，不做假，认真 建设系统，一步步完成使 命，只有心有理想，才能个人开花。

天天进帐，人人出单

没有销售，不是好公司，没有出单，不是好员工，作为营销型的公司，不用讨论，那就是把自己的业绩做上去，带团队往前走。

对位

就是要与中国或世界上同级别的人要有相同的能力，气质，条件及成长，要想成为 高管，要优秀高管对位，看一看，我们的不足，才成 长，才能向优秀公司看齐。

头顶着天，脸贴着地

头顶着天，就是站起来，做起事来，脸贴着地就是认真，一件一件做，不要眼高手低，否则会有别人笑你。

德须配位

责任越大，岗位越高，要求的德就越高，越要修身，我们都是凡人，但我们需要不断的努力，向上成长。

做家长

做家长，不要做小孩，不是天天说公司不好，说别人不好，而是要努力的建设我们的家园，提高公司竞争力，而不是看到问题不解决，看到不足乱批评。

帮助

帮助这个词太好了，那就是想让别人帮助我们，必先帮助别人，必先让别人感受我们的帮助，所以，员工我们需要帮助，客户需要我们帮助，只有把帮助做好，我们公司才有生命力。

示弱

学会示弱，学会赞美别的公司，学会把别的公司给别人共享，不去树敌，那你就优秀了。

把别人当财神

你把别人当财神，别人就是财神，你把别人当敌人，别人就会成为敌人。

熬

熬是很伟大的一个字，只有熬出来的人，才是当人敬重的人，只有熬的人，才会成功的，整天左看看，右看看，一定会有巨大风险的。所以，让我们一起熬，享受熬的快乐。

看得起小钱

让你看不起小钱，那你就挣不了大钱，钱不是一下子挣来的，而是一点一点积累来的，你懂这个小钱的意义，才会成为真正的富人。

相信的力量

只有相信力量的人，才可以零沟通，没有相信的力量，对方一定会感受到不好的能量与非善的能量，这样，很难做成大事。

苦，

才是生活。

累，

才是工作。

变，

才是命运。

忍，

才是历练。

容，

才是智慧。

静，

才是修养。

舍，

才会得到。

做，

才会拥有。

当咱们还很穷很穷的时候，《人民日报》就在西方过圣诞节时，刊登过纽约捡破烂孩子满街跑的消息，让人油然而生对这个国家劳动人民的无限同情。其后改革开放了，实事求是地看世界，人民惊悉祖国过年吃不起饺子的穷人比人家捡破烂的孩子多，便励精图治，取得了偌大发展成就。

现在，美国遭遇金融危机，奥巴马政府救市乏力，美国穷人需要吃救济过活。想必这事会引起某些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除了证明东风必然压倒西风，更是对通胀下日子紧巴的国人的慰藉，知名慈善家陈光标会不会跑去赈济、为国争光也未可知。

但不可轻易冲动。

首先，如果按中国的标准，这些美国穷人领救济是不可思议的。美国政府规定，月薪不超过1174美元，即年薪不超过14088美元的个人可以获得食物券，而此薪酬数字是美国贫困线收入的130%。即使一个人收入处在贫困线——月薪900美元，也折合人民币5870元，在中国是交纳个人所得税的中坚力量，是社科院和国家统计局共同认定的中产阶层。

中国的城镇贫困线目前是2009年确定的年收入1196元人民币——月薪是100元。喜讯是2011年贫困标准有望上调到年人均纯收入1500元，比现行标准提高25%。即使如此，由于CPI高企，社会保障不健全，显然标准偏低。

如果按照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确定的标准“日均消费低于一美元属于绝对贫困”计算，中国贫困人口为1.5亿，远远高于我国贫困线划定的4300多万人口。正常情况下，这些中国穷人能享受到低保——抛开审查不严被骗领的，人均每月100元。

2011年，收入超过中国中产阶层的美国穷人人均每月获得133.8美元的食物券补贴，每个家庭的平均月补贴为283.65美元。在中国4300多万穷人必须戒肉共度时艰时，美国4600多万穷人家里的冰箱还能装入从肯德基领来的炸鸡。

再说一个对比：1985年，中国将人均年纯收入200元确定为贫困线，2009年这一标准为1196元，24年来增长约五倍；而在此期间，中国GDP由7780亿元增至33万亿元，增长42倍。在此期间，美国经济增幅不如中国，财政负债累累，近期有上调债务上限，实际已经破产，却依然在推动全民医保，给穷人送粮票。而中国财政收入增幅惊人，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三成以上，却在推动全民收入增长和福利完善上动作迟缓，令人感慨万千。

即使如此，美国专家不依不饶，还在呼吁给公众制定健康食谱，不要总是便宜那些生产垃圾食品的快餐店。更重要的是：美国穷人每领到一份炸鸡，都有中国人民贡献的8%，因为这个数字正是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比重。据悉，美国政府将外债总额的60%用于了改善民生和教育发展——而这两方面都是中国财政投入的短板。

尽管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国情不同于发达国家，若按照目前发达国家的贫困标准和反贫战略，中国的经济状况和社会体制均无力支撑。 但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中国贫困人口世界第二，同时也是世界奢侈品消费增长第一的国家，公务员队伍最多，“三公”消费最多，且贫富差距惊人。消除贫困——以公平正义的名义，已时不我待。

一个国家有尊严，首先在于这个国家的穷人活得有面子。这叫底线。

转至FT中文网-全球著名的财经杂志。作者系《工人日报》要闻部主任，曾担任央视年度经济人物、法治人物评委。资深媒体评论员，曾参与《对话》、《经济半小时》、《大家》等栏目策划。

我们很久没有看到一个为有受迫害的人士争取权益的理想主义者可以活的如此从容，一方面收获着事业的成功，随手又收获了爱情。

阿迈勒·阿拉姆丁在成为阿迈勒·克鲁尼之前并不广为人知，即使在她和好莱坞著名钻石王老五乔治·克鲁尼订婚时被曝光她曾被评为“英国最美的律师”。
2014年底，新婚不久的阿迈勒名列Vogue“年度最具魅力女性”榜首，美国著名记者芭芭拉·沃尔特斯（Barbara Walters）说：

“阿迈勒正在成为一个像杰奎琳夫人（美国第一夫人）、戴安娜王妃以及凯特·米德尔顿王妃一样突然出现在上流社会中的人，她的一切行为、言语还有穿着都理所当然地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一场爱情成就了阿迈勒。
或终将成就乔治，那个一张英俊的脸庞下，有着一颗政治野心，想成为美国总统的男人。

【她在解救半岛记者】
阿迈勒的身世被各大娱乐媒体曝光，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教授及作家，母亲是著名美女记者，采访过很多国际领导人。她自己毕业于牛津大学法律系，并获得奖学金，最后在纽约大学法学院获得硕士学位，会说阿拉伯语，英语和法语。媒体甚至计算出她的身家约为200万美金。
于是各大媒体和全世界已婚、未婚女性都惊叹：只有美丽和智慧并存，才可以让许下百万赌金豪言的“不婚主义”乔治·克鲁尼乖乖地献上婚戒，并在各大场合都对娇妻大肆夸奖。
除去金球奖的那一次被主持人煽风点火的称赞阿迈勒，在最近一次和梅丽尔·斯特丽普主持慈善活动Serious Fun Children's Network，老帅哥假装自己忘记这个机构到底是施善50个国家还是500个国家，然后借机把老婆大人抛出来：“我老婆才是我们中聪明的那个。”
把婚姻当成一种资格考试的人们在阿迈勒面前反复纠结于：美貌与智慧并存，还是智慧与美貌并存，到底是哪一个排名靠前。仿佛这两个因素到达的指标才是成功的密码，也许还要加上她被街拍，却随时显示出一线明星般的时尚品味。
爱情总是有比功利心更深刻的成因，或者比世俗的功利更为高尚的功利——如果通过爱一个人完成更好的自我，完成自己的理想也是一种功利的话。
2月底，阿迈勒·克鲁尼登上了加拿大《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替她所代理的加籍埃及裔半岛电视台记者Mohamed Fahmy（他曾服务于CNN和《纽约时报》）向加拿大总理哈珀喊话，呼吁他为Fahmy的自由向埃及政府施加外交压力。阿迈勒本人正在埃及开罗和她的团队一起为解救Fahmy而努力。
几乎同一时间，乔治·克鲁尼在《纽约时报》撰文“禁止苏丹的强奸暴行”，呼吁国际社会对苏丹特别是达尔富尔地区的重视，文中提到了“我们卫星哨兵项目(Satellite Sentinel
Project)获得的图像也证实，去年在达尔富尔东部杰贝尔马拉区域，至少有六个村庄遭到了有计划的焚烧和‘油桶炸弹’攻击”。

如果你还记得乔治大叔自己有一次因为示威被在美国被捕，而且他还投资了哨兵项目，天天在卫星上观测苏丹地区的动向。
这两份报纸放在一起，好像在揭示一个秘密：这对夫妇为人类操了不少心。
我们很久没有在一段爱情或者婚姻前标注：志同道合。

【励志的理想主义】
如果非要给阿迈勒赢得一人心一个标注，那么除了美貌和智慧—这个世界上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女子也不少，就是她特别有理想。
在遇到克鲁尼之前，她就是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的引渡官司中担任阿桑奇的代表律师，她还代理过被政敌投入监牢饱受迫害的前乌克兰女总理季莫申科；她也常常为联合国进行法律咨询服务，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叙利亚时，阿迈勒·阿拉姆丁是他的顾问之一。
阿迈勒目前代表的加籍埃及裔记者Mohamed Fahmy，Fahmy作为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开罗分社的社长被拘捕，罪名是非法广播及与被政府宣布为恐怖组织的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成员见面。

2014年2月，阿迈勒为了国际律师协会（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的人权机构完成关于埃及司法系统的调查报告而带着团队进入开罗，当埃及警方质问她这份报告是不是：“批评（埃及）军队、司法公正和政府？”她回答：“是。”够诚实吧？随后她被警告：“有被拘捕的风险。”
报告公布后，即使西方国家和人权机构纷纷谴责埃及政府监禁半岛记者，这三名记者还是被审批并监禁了一年多时间。而他们中的两位，包括Fahmy和另外一名埃及籍记者将面临第二次审判。阿迈勒说：“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政府的司法体系存在漏洞，为什么还希望借这个体系改变第一次审判的错误？”2月26日，为了解救她代表的Fahmy，她再次到达开罗。
然后，阿迈勒还在炮轰了加拿大政府，她说她代表的Fahmy无罪，而埃及政府也曾说会释放他，但当这个承诺没有兑现时，加拿大只派一名级别很低的部长发表了一份声明。她说：“政府如此怯懦，不足以对释放一名公民起到正面作用。”
陈述这个在中国并不太受重视的解救自由无疆界记者的事件，是想让大家了解阿迈勒作为一名人权律师的专业精神和勇气，她对《卫报》说，她已经免去了大部分的代理费用，因为是Fahmy个人支付代理费用，与半岛电视台无关。

也就是说，她一次次为代理人的自由而奔走，甚至不惜批评一个国家司法流程不完善，指责另一个国家对自己公民（Fahmy已放弃埃及国籍）的自由的争取上太怯懦，她并不是为了得到一笔可观的代理费。
她甚至也不是为了名气——她代理的其他客户好像还要更要名气一些，而且她已经是克鲁尼夫人。
当然炮轰加拿大这个好脾气的政府也不是什么有难度的事，甚至出入埃及为她代言的客户工作以公布一份调查报告，对于她现在的著名人权律师身份也不会有太大被牢禁的风险，这一切证明她在为一个无罪记者重获自由而努力。对于国际人权事务这个利益纠结，复杂而敏感的领域，她赢得的尊重是这样一次次的努力工作而获得的。
不知是不是因为她自己两岁时就因为躲避战乱和家人从黎巴嫩搬到了英国的身世，让她选择了人权律师而不是商业或其他领域的律师；但至少是因为这个经历使她成为了一名“世界公民”，她代理的客户并不分国界和职业。
好像大部分为别人的事儿操碎心女性都活的相当清苦，或者激烈艰辛，无论是在鱼市场组织妇女唱歌和祈祷的莱伊曼·古博韦，还是为了伊朗人权不停奋斗的伊朗的女律师希尔琳·艾芭迪(Shirin Ebadi)……她们时常在斗争中被投入监牢，或者被威胁毒打，我们很久没有看到一个为有受迫害的人士争取权益的理想主义者可以活的如此从容，一方面收获着事业的成功，随手又收获了爱情。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叫做理想主义，但当年人们评价演员费雯丽的话转用到她身上贴切：她是如此美貌，以至于不需要如此的智慧和勇气；而有她如此的智慧和勇气，以至于不需要如此的美貌。
这和她的那个颜值逼人，一边当着制片人拿到奥斯卡金像奖，一边投资卫星项目监督其他国家军事动态的老公真有点像。
颁给她这样的爱情，真比一座和平奖还要励志。

作者：席越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著有《他们的中国》、《先嫁书后嫁人》。

如果你已经36岁，你很可能喜欢收集上好的葡萄酒、唱片或者体育比赛纪念品。但对于理查德•西姆考特（Richard
Simcott）来说，他的收藏品是语言。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学会了30多种外语，而且他还不打算就此收手。

我们在伦敦一家饭馆里吃饭的时候，他在葡萄牙语、土耳其语和冰岛语之间跳来跳去，说起来就好像我念出餐牌上的披萨和意大利面名字一样容易。他在鹿特丹街头学了德语，在布拉格学了捷克语，在和几位建筑师合租房子的时候学了波兰语。而他在家里又跟妻子说一口流利的马其顿话。

西姆考特掌握的语言数量多、差异大，但他身上最引人瞩目的，还是他的年龄。远在我们白发出现、腰围渐粗之前，大脑的认知能力就应当开始退化，让我们很难再学习新技能，比如说外语、长笛或射箭。尽管西姆考特在上学时就萌生了学外语的念头，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学习能力理应也会下降。但直到目前为止，他仍然能够以很高的频率，贪婪地吸收着生疏的语法和奇怪的词汇。“我的‘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一直在不停变化。”他说，“青春年少也好，已届中年也罢，我并不觉得人的学习能力会有多大差异。”

成年人也能拥有足以与儿童媲美的学习能力？要是放在十年之前，很可能只有极少数神经科学家会支持西姆考特的这番话。但是我们不必过早垂头丧气。我们大脑的潜能其实远超任何人的想象。纽约大学的心理学家加里•马库斯（Gary
Marcus）说：“人们太过强调童年‘关键期’的学习能力了。”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提升成年人学习效率的最佳策略，可能也多少了解了西姆考特这类“学习超人”的学习诀窍。总之，无论你想学什么，现在开始，都不算晚。

“关键期”真的存在吗？

传统观念认为，大脑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钝化，变得越来越不能接受新事物——正如英语里一条谚语说的：“老狗学不会新把戏”（an old dog will
learn no tricks）。这条谚语最早出现在一本18世纪的谚语集里。而早在那以前，它就可能有数百年的历史了。

上世纪60年代，研究者终于开始研究成年人大脑的可塑性，当时他们的发现似乎印证了那条谚语的说法。然而其中大多数发现都并非是对大脑直接观察所得，而间接来自认知领域。一个发现是，视力会在个体年幼时达到顶峰。如果动物在初生的几周里视力受到限制，它们在接下来的一生里都不能拥有正常的视力。对于一出生就患有白内障或者弱视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之后再想修复，已经太迟，在这一辈子里大脑都不能正常地控制眼睛。纽约罗切斯特大学学者达芙妮•巴甫利尔（Daphne
Bavelier）说：“在很长时间里，人们认为，‘关键期’过后，这类限制就固定成型、不可更改了。”

当然，上面所举的都是特例。但是证据显示，神经钝化也能够制约人在其他方面的学习能力。科学家曾做过大量关于语言学习、特别是以移民家庭为对象的研究。研究发现，儿童很容易就能学会新外语，但是他们的父母说起外语来却总是磕磕绊绊。但是，如果在外语学习上真的存在所谓“关键期”的话，应该无人能够例外才对。但是西姆考特居然能学会那么多种语言，这就应该像让狗弹琴一样，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啊。

多伦多约克大学学者爱伦•比亚韦斯托克（Ellen
Bialystok）就怀有这样的疑问。最近她研究了美国人口普查记录，其中详细记录了超过2百万西班牙和华裔移民的语言能力。如果在人幼年时真的存在学习第二语言的“关键期”的话，那么在小时候就来到美国的人和成年之后才来的人之间，势必存在着英语能力上的巨大差异。但真实情况又如何呢？比亚韦斯托克说：“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鸿沟。”事实上她发现，移民的语言能力是随着年龄增大而逐渐降低的。与其单单指责大脑，不如说是环境不同所致。“在跟儿童说话时，人们会使用简单短句，会讲得更慢、更清楚。”她解释说，“而且，儿童所面对的整个社会和教育环境，都在敦促其学习语言。”

成年人也有学习优势

比亚韦斯托克的研究显示出成年人大脑拥有我们前所未知的可塑性，但这仍不能打消这样的怀疑：在学习某些特定技能方面，儿童可以做得更好。比如，成年人有时会发现他们很难唱对调子、打出本垒打，或者准确模仿口音。若未经过仔细考量，我们很可能会把这类差异归结到成年人认知和行动能力的退化上。这和单纯的学习知识又有不同，因为我们需要动用眼睛、耳朵和肌肉。

马库斯就为此拿自己做过实验：他在38岁开始学习吉他，这段经历已被他详细写入《零起步学吉他：新的音乐家和学习的科学》（Guitar Zero: The
New Musician and the Science of
Learning）一书。他说：“家人在听说我要学吉他这个事情之后，哄堂大笑。但是不久他们就发现了我的进步。”在学吉他过程中，他参加了一个面对8至15岁儿童的音乐夏令营。他说，他能比他的“同学们”更快地掌握乐曲结构，但是那些年轻人则有更好的协调性和乐感。

还有更有价值的证据：儿童并不是真的能够学得更好。明尼苏达大学学者张扬（Yang
Zhang。音译）做过一个关于成人学习陌生口音的研究。研究显示，成年人的学习效果较差，可能只是因为投入不够。研究者让成年人听模仿母亲“咕咕儿语”（baby
talk）的录音带，发现被试的学习进展神速。

在学习音乐和运动所需的复杂运动方面，成年人也不一定处于劣势。加拿大康科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学者维吉尼亚•本胡恩（Virginia
Penhune）找来一批实验者，让他们以固定次序、固定次数重复按键——这其实是在模仿弹琴训练。在这个实验里，成年被试的表现甚至优于年轻被试。

还有另一个更高难度的、需要手眼协调性的实验，有将近1000名各年龄段志愿者参与。被试通过6个阶段训练，学习变戏法。正如你可能设想的那样，60-80年龄组的被试开始时有些迟钝。但是他们很快就追上了30年龄组的被试。而在全部训练结束之后，所有成年组的被试在变戏法时都比5-10年龄组更有自信。

是什么妨碍了成人学习？

这么来看，“老狗”的可塑性可比谚语里说的要大得多。就算我们真的遭遇学习障碍，它也并非不可逾越。儿童看似学东西更好更快，其原因很可能在于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身体健康状况（请见后文“好的身体带来好的头脑”）。

事实上很多研究者相信，成年人的生活方式才是他们学习的最大阻碍。“对于婴儿来说，他们的任务只是学习说话，以及爬来爬去。”赢得过多次记忆竞赛的认知科学家艾德•库克（Ed
Cooke）如是说，“如果成年人也有相同的时间专心学习，他们也能学得很好。”

然而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太多闲暇时间可以心无旁骛地学习。尽管如此，我们也能借鉴一些刺激儿童学习的方法，将之加到我们的日常计划里。比方说，老师在指导儿童学习时总是问他们问题，以巩固所学。这个方法非常有道理，因为已经有无数研究证明，测试能增强长期记忆，其效果要大大优于其他教学方法。但是对于想学新东西的成年人来说，他们往往只能进行自我检测——说实话，这可不常见。

有鉴于此，库克建立了一个名为Memrise的网站，帮助成年人规划自我测试，而且最重要的是，将测试纳入他们的时间表。Memrise网站会记录你的“学习曲线”，在你马上要忘掉某个知识点的时候，弹出测试题来，让你能够重温记忆。

库克说：“Memrise会在最大程度上拓展你的大脑潜能。”他自己就已经利用这个网站学会了数千个外文词汇。在这里，用户可以自行建立课程，题目五花八门，从艺术到动物学，几乎无所不包。尤其重要的是，你如果有几分钟的空闲时间（比如午休或者等车的时候），就能轻松登录网站，开始学习。而且，库克还打算要开发一款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使学习更加快捷方便。

但是，还有些学习任务要求认知能力或运动技能，比如告别音痴，或者打出一杆完美的高尔夫。要怎么达成这类学习任务呢？科学家也同样为我们提供了指导建议，帮助我们重新找回年轻时代那种什么都一学就会的感觉。

一个观点是，成年人往往囿于自己对完美的过分追求。儿童会急于完成任务，但是成年人却常常为每一步费尽心思，试图与要求的做到一模一样——这可能就是我们面对的最大困难之一。“成年人在做事的时候想得太多，”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大学的学者加布里埃莱•沃尔夫（Gabriele
Wulf）如是说，“儿童却是看到什么就照做不误。”

沃尔夫过去十年的研究证明，我们应当把重点放在行为的效果，而不是复杂的动作步骤上。她将这个理论运用到了自己的生活中：她本人是一个出色的高尔夫球手，她发现，与不断注意双手的位置相比，想着挥杆的感觉的话，就能打出更好的成绩。她说：“我在挥杆时，一直在找最佳关注点。”同理，要学唱歌，你就应该把注意力放到音效上，而不是舌头的位置或者喉咙。很多研究证明，只要你稍稍改变关注点，学习效率就能得到提高——其中原因可能在于，如果你将关注点放到动作的整体感觉而不是细节上，可以让你的动作在下意识里变得更纯熟。

关注点如果放错了地方，会导致人们过分追求细节，从而阻碍了整体的学习。成年人不畏艰难、孜孜不倦、追求卓越，但这似乎并不总能带来优势。大多数人喜欢将任务分成小步骤去完成。以学篮球为例，成年人在投每个球时都分外讲究，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有投好每个球的渴望。在开始的时候，这个方法或许能显著提高球技，但是大量研究发现，这样获得的技能很快就会被忘到脑后。

与之相反，你可以采用“回转传送带”法，反复训练多个技能，而不是在其中一个上下死功夫。来回练习多项技能，似乎能让你的大脑在学以致用上做得更好，并让你保有长期的记忆，虽然其中原因还不清楚。这个方法已经帮助人们在网球、皮划艇和手枪射击上取得了更好的成绩。

但也许很多人不喜欢这么做。你可能会觉得，如果不走踏实每一步，怎么可能会有进步？但就算你还要坚持原来的学习策略，你仍然可以通过不时地在陌生环境中训练，来获得提升。比如在打网球时，与其一直守着一个位置，你可以换到别的位置打几回合；又比如在弹音阶时，你可以偶尔换换手。德国多特蒙德莱布尼茨研究中心（the
Leibniz Research Centre）的学者阿尔诺•柏廷（Arnaud
Boutin）曾经做过一个关于工作环境和人为因素的研究。这个研究证明，偶尔离开自己熟悉的区域，而不是将全部精神陷入手头唯一工作，可以帮助你提升整体表现。柏廷说：“执迷于一件事情越久，你就越难将学得的技能应用到其他方面。”

如果上面这些方法都对你无效，你还可以尝试让自己变得更大胆。
沃尔夫说：“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会逐渐失去自信，而自信与否会对我们的表现产生很大影响。”最近她找来一小群人，做了一个投球实验来验证这个理论。她让其中一半被试参加了一个伪测试，让他们以为自己的投球能力胜于常人；而另一半被试就没这么“幸运”了。实验结果是，自信心大增的前一组人，在训练之后投球的精准度要远远高于另一组人。

但你的学习热情能不能比得上西蒙考特对外语的挚爱呢？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西蒙考特说：“我的外语学习，就好像是极限运动。你并不用像我这么夸张。”最近他又把热情投向中文，且还不打算收手。
“我就像个语言浪子，总在寻找下一个情人。”

但是来试着接受这个观点吧：其实你的大脑和西蒙考特的没什么不同。一旦爱上极限学习，小心收不住！

好的身体带来好的头脑

就算年纪老大，也能拥有敏捷的头脑。其中诀窍，或许就是去公园散个步这么简单。

过去几年的研究已经清楚地证明，差体质（比如肥胖或者罹患心血管疾病）对我们大脑的危害，就和它对于我们个人魅力的危害一样巨大。它会削弱长距离神经元之间的联系，导致海马体的萎缩——而海马体在学习和记忆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因此，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变糟的健康状况，也会对影响我们的大脑，降低我们的学习能力。所以人们才会说：“老狗学不会新戏法。”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变化其实是可逆的——这是阿瑟•克雷诺（Arthur
Kramer）的观点，他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进行关于老年人的研究。他的研究项目一般要求被试进行少量锻炼，比如每周至少有三天要散步40分钟，如此坚持一年。他说：“我并不是说，他们能赢得跑步比赛什么的，但在坚持一年之后，他们确实能走得更远更快。”

在对比训练前后的大脑扫描图时，他发现被试的海马体变大了——可能是因为长出了新的脑细胞，或者神经元间的突触连接增多了。而且，大脑中很多长距离神经联系恢复了往昔的活力。他说：“这些老年人的神经网就和30岁的人一样有活力。”其结果是，被试的一般认知能力得到显著提升。这其中就包括了注意力的增强，而注意力又对学习很有帮助。

本文为《哈佛商业评论》创刊以来重印次数最多的文章之一。该文首次发表于1999年，节选自管理大师德鲁克先生著作《21世纪的管理挑战》。认识自己，管理自己。如果前半生没管理好，问问自己那些问题，把后半生早点开始规划起来，还来得及。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充满着前所未有的机会：如果你有雄心，又不乏智慧，那么不管你从何处起步，你都可以沿着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登上事业的顶峰。

不过，有了机会，也就有了责任。今天的公司并不怎么管员工的职业发展；实际上，知识工作者必须成为自己的首席执行官。你应该在公司中开辟自己的天地，知道何时改变发展道路，并在可能长达50年的职业生涯中不断努力、干出实绩。要做好这些事情，你首先要对自己有深刻的认识——不仅清楚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也知道自己是怎样学习新知识和与别人共事的，并且还明白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自己又能在哪些方面做出最大贡献。因为只有当所有工作都从自己的长处着眼，你才能真正做到卓尔不群。

历史上的伟人——拿破仑、达芬奇、莫扎特——都很善于自我管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们成为伟人的原因。不过，他们属于不可多得的奇才，不但有着不同于常人的天资，而且天生就会管理自己，因而才取得了不同于常人的成就。而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甚至包括那些还算有点天赋的人，都不得不通过学习来掌握自我管理的技巧。我们必须学会自我发展，必须知道把自己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才能做出最大的贡献，而且还必须在长达50年的职业生涯中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和投入——也就是说，我们得知道自己应该何时换工作，以及该怎么换。

我的长处是什么？

多数人都以为他们知道自己擅长什么。其实不然，更多的情况是，人们只知道自己不擅长什么——即便是在这一点上，人们也往往认识不清。然而，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只能靠发挥自己的长处，而如果从事自己不太擅长的工作是无法取得成就的，更不用说那些自己根本干不了的事情了。

以前的人没有什么必要去了解自己的长处，因为一个人的出身就决定了他一生的地位和职业：农民的儿子也会当农民，工匠的女儿会嫁给另一个工匠等。但是，现在人们有了选择。我们需要知己所长，才能知己所属。

要发现自己的长处，唯一途径就是回馈分析法（feedback
analysis）。每当做出重要决定或采取重要行动时，你都可以事先记录下自己对结果的预期。9到12个月后，再将实际结果与自己的预期比较。我本人采用这种方法已有15到20年了，而每次使用都有意外的收获。比如，回馈分析法使我看到，我对专业技术人员，不管是工程师、会计师还是市场研究人员，都容易从直觉上去理解他们。这令我大感意外。它还使我看到，我其实与那些涉猎广泛的通才没有什么共鸣。

回馈分析法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我们只要持之以恒地运用这个简单的方法，就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可能两三年），发现自己的长处——这是你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事情。在采用这种方法之后，你就能知道，自己正在做（或没有做）的哪些事情会让你的长处无法发挥出来。同时，你也将看到自己在哪些方面能力不是特别强。最后，你还将了解到自己在哪些方面完全不擅长，做不出成绩来。

根据回馈分析的启示，你需要在几方面采取行动。

首先最重要的是，专注于你的长处，把自己放到那些能发挥长处的地方。

其次，加强你的长处。

回馈分析会迅速地显示，你在哪些方面需要改善自己的技能或学习新技能。它还将显示你在知识上的差距——这些差距通常都可以弥补。数学家是天生的，但是人人都能学习三角学。

第三，发现任何由于恃才傲物而造成的偏见和无知，并且加以克服。

有太多的人，尤其是那些术业有专攻的人，往往对其他领域的知识不屑一顾，或者认为聪明的头脑就可取代知识。比如，很多一流的工程师遇上与人相关的事就束手无策，他们还以此为荣——因为他们觉得，对条理清晰的工程师头脑来说，人太混乱无序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力资源方面的专业人员常常以他们连基本的会计知识或数量分析都一无所知而自傲。不过，人们要是对这样的无知还沾沾自喜的话，那无异于自取灭亡。其实，要让自己的长处得到充分发挥，你就应该努力学习新技能、汲取新知识。

另外一点也同样重要——纠正你的不良习惯。所谓不良习惯，是指那些会影响你的工作成效和工作表现的事情。这样的习惯能很快地在回馈中反映出来。例如，一位企划人员可能发现自己美妙的计划最终落空，原因是他没有把计划贯彻到底。同那些才华横溢的人一样，他也相信好的创意能够移动大山。但是，真正移山的是推土机，创意只不过是为推土机指引方向，让它知道该到何处掘土。这位企划人员必须意识到不是计划做好就大功告成，接下来还得找人执行计划，并向他们解释计划，在付诸行动前须做出及时的调整和修改，最后要决定何时中止计划。

与此同时，回馈还会反映出哪些问题是由缺乏礼貌造成的。礼貌是一个组织的润滑剂。两个移动物相互接触时发生摩擦是一个自然规律，不仅无生命的物体是这样，人类也是如此。礼貌，其实也很简单，无非是说声“请”和“谢谢”，记住别人的名字，或问候对方家人这样的小事，但就是这种不起眼的细节，使得两个人能够融洽相处，不管他们彼此之间是否有好感。许多聪明人，尤其是聪明的年轻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回馈分析表明某个人只要一遇到需要别人合作的事就屡屡失败，那么很可能就意味着这个人的举止不大得体——也就是缺乏礼貌。

把预期和实际结果进行比较，也会发现自己不能做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一窍不通、毫无天分的领域，在这些领域我们甚至连平庸的水平都达不到。人们，尤其是知识工作者，就不应该试图去完成这些领域的工作和任务。他们应该尽量少把精力浪费在那些不能胜任的领域上，因为从无能到平庸要比从一流到卓越需要人们付出多得多的努力。然而，大多数人，尤其是教师，还有组织，都一门心思要把能力低下的人变成合格者。其实，他们还不如把精力、资源和时间花在将称职者培养成佼佼者上。

我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

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人知道自己平时是怎样把事情给做成的。实际上，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不同人有着不同的工作方式和表现。许多人不是以他们习惯的方式工作，这当然就容易造成无所作为。对于知识工作者来说，“我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可能比“我的长处是什么？”这个问题更加重要。

同一个人的长处一样，一个人的工作方式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由人的个性决定。不管个性是先天决定的，还是后天培养的，它肯定是早在一个人进入职场前就形成了。正如一个人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是既定的一样，一个人的工作方式也基本固定，它可以略微有所调整，但是不可能完全改变——当然也不会轻易改变。而且就像人们从事自己最拿手的工作容易做出成绩一样，他们要是采取了自己最擅长的工作方式也容易取得成就。通常，几个常见的个性特征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工作方式。

我属于读者型，还是听者型？首先，你要搞清楚的是，你是读者型（习惯阅读信息）还是听者型（习惯听取信息）的人。绝大多数人甚至都不知道还有读者型和听者型之说，而且很少有人既是读者型又是听者型。知道自己属于哪种类型的人更少。但是，有一些例子说明了这样的无知可能造成多大的危害。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担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时，一直是新闻媒体的宠儿。他的记者招待会以其独特的风格出名——不管记者提出什么问题，艾森豪威尔将军都从容地对答如流。无论是介绍情况，还是解释政策，他都能够用两三句言简意赅的话就说清楚。十年后，艾森豪威尔当上了总统，当年曾对他十分崇拜的同一批记者，这时却公开瞧不起他。他们抱怨说，他从不正面回答问题，而是喋喋不休地胡侃着其他事情。他们总是嘲笑他回答问题时语无伦次，不合乎语法，糟蹋标准英语。

艾森豪威尔显然不知道自己属于读者型，而不是听者型。当他担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时，他的助手设法确保媒体提出的每一个问题至少在记者招待会开始前半小时以书面形式提交。这样，艾森豪威尔就完全掌握了记者提出的问题。而当他就任总统时，他的两个前任都是听者型——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这两位总统知道自己是听者型的，并且都喜欢举行畅所欲言的记者招待会。艾森豪威尔可能认为他必须去做两位前任所做的事。可是，他甚至连记者们在问些什么都从来没听清楚过。而且，艾森豪威尔并不是个极端的例子。

几年后，林登·约翰逊把自己的总统职位给搞砸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听者型的人。他的前任约翰·肯尼迪是个读者型的人，他搜罗了一些出色的笔杆子当他的助手，要求他们每次进行当面讨论之前务必先给他写通报。约翰逊留下了这些人，他们则继续写通报。可是他显然根本看不懂他们写的东西。不过，约翰逊以前当参议员时曾经表现非凡，因为议员首先必须是听者型。

没有几个听者型的人可以通过努力变成合格的读者型——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努力，反之亦然。因此，试图从听者型转为读者型的人会遭受林登·约翰逊的命运，而试图从读者型转为听者型的人会遭受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命运。他们都不可能发挥才干或取得成就。

我如何学习？

要了解一个人的工作方式，需要弄清的第二点是，他是如何学习的。许多一流的笔杆子都不是好学生——温斯顿·邱吉尔就是一例。在他们的记忆中，上学往往是十足的折磨。然而，他们的同学有这种记忆的却很少。他们可能在学校里得不到什么乐趣，对他们来说上学的最大痛苦是无聊。有关这个问题的解释是，笔头好的人一般不靠听和读来学习，而靠写来学习，这已成了一种规律。学校不让他们以这种方式学习，所以他们的成绩总是很糟糕。

所有的学校都遵循这样的办学思路：只有一种正确的学习方式，而且人人都得遵从。但是，对学习方式跟别人不大一样的学生来说，被迫按学校教的方式来学习就是地狱。实际上，学习大概有六七种不同的方式。

像邱吉尔这样的人靠写来学习。还有些人以详尽的笔记来学习。例如，贝多芬留下了许多随笔小抄，然而他说，实际上他作曲时从来不看这些随笔小抄。当被问及他为什么还要用笔记下来时，据说他回答道：“如果我不马上写下来的话，我很快就会忘得一干二净。如果我把它们写到小本子上，我就永远不会忘记了，也用不着再看一眼。”有些人在实干中学习。另一些人通过听自己讲话学习。

我认识一位公司总经理，他把一个平庸的小家族企业发展成行业领军企业。他是一个通过讲话学习的人。他习惯于每周一次把全体高层管理人员召集到他的办公室，随后对他们讲上两三个小时。他总是提出政策性问题，在每一个问题上提出三种不同观点。但他很少请这帮同事发表意见或提出问题，他只需要听众听他讲话。这就是他的学习方式。虽然他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通过讲话学习绝不是一种少见的方法。成功的出庭律师也以同样的方式学习，许多诊断医师也是如此（我自己也是这样）。

在所有最重要的自我认识当中，最容易做到的就是知道自己是怎样学习的。当我问人们：“你怎么学习？”大多数人都知道答案。但是，当我问：“你根据这个认识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吗？”没有几个人回答“是”。然而，知行合一是取得成就的关键；如果知行不合一，人们就会无所作为。

我属于读者型还是听者型？我如何学习？这是你首先要问自己的问题。但是，光这些问题显然不够。要想做好自我管理，你还需要问这样的问题：我能与别人合作得好吗？还是喜欢单枪匹马？如果你确实有与别人进行合作的能力，你还得问问这个问题：我在怎样的关系下与他人共事？

有些人最适合当部属。二战时期美国的大英雄乔治·巴顿将军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巴顿是美军的一名高级将领。然而，当有人提议他担任独立指挥官时，美国陆军参谋长、可能也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伯乐，乔治·马歇尔将军说：“巴顿是美国陆军造就的最优秀的部下，但是，他会成为最差劲的司令官。”

一些人作为团队成员工作最出色。另一些人单独工作最出色。一些人当教练和导师特别有天赋，另一些人却没能力做导师。

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我如何才能取得成果——是作为决策者还是作为顾问？许多人做顾问时的表现会很出色，但是不能够承担决策的负担和压力。与此相反，也有许多人需要顾问来迫使他们思考，随后他们才能做出决定，接着迅速、自信和大胆地执行决定。

顺便说一下，一个组织的二号人物在提升到一号职位时常常失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最高职位需要一个决策者，而一个强势的决策者常常把其信赖的人放在二号位置，当他的顾问。顾问在二号位置上往往是很出色的，但是换到一号位置，他就不行了。他虽然知道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但是不能接受真正做决定的责任。

其他有助于认识自我的重要问题包括：我是在压力下表现出色，还是适应一种按部就班、可预测的工作环境？我是在一个大公司还是在一个小公司中工作表现最佳？在各种环境下都工作出色的人寥寥无几。我不止一次地看到有些人在大公司中十分成功，换到小公司中则很不顺利。反过来也是如此。

下面这个结论值得我们反复强调：不要试图改变自我，因为这样你不大可能成功。但是，你应该努力改进你的工作方式。另外，不要从事你干不了或干不好的工作。

我的价值观是什么？

要能够自我管理，你最后不得不问的问题是：我的价值观是什么？这不是一个有关伦理道德的问题。道德准则对每一个人都一样。要对一个人的道德进行测试，方法很简单。我把它称为“镜子测试”。

20世纪初，德国驻英国大使是当时在伦敦所有大国中最受尊重的一位外交官。显然，他命中注定会承担重任，即使不当本国的总理，至少也要当外交部长。然而，在1906年，他突然辞职，不愿主持外交使团为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举行的晚宴。这位国王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色鬼，并且明确表示他想出席什么样的晚宴。据有关报道，这位德国大使曾说：“我不想早晨刮脸时在镜子里看到一个皮条客。”

这就是镜子测试。我们所尊从的伦理道德要求你问自己：我每天早晨在镜子里想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一个组织或一种情形下合乎道德的行为，在另一个组织或另一种情形下也是合乎道德的。但是，道德只是价值体系的一部分——尤其对于一个组织的价值体系来说。

如果一个组织的价值体系不为自己所接受或者与自己的价值观不相容，人们就会备感沮丧，工作效率低下。

让我们来看看一位十分成功的人力资源主管的经历。这位主管所在的公司被一家大企业收购。收购之后，她得到了提升，从事的是她以前做得最出色的工作，包括为重要职位挑选人才。这位主管深信，在选人时，公司只有在排除内部的所有可能人选后才能从外部招聘人才。

但是她的新公司认为应该首先从外部招聘，以吸收新鲜血液。对于这两种方式，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根据我的经验，适当的方式是两者兼顾。然而，这两种方式在根本上是互不相容的——表面上是政策不同，实质是价值观的不同。

这说明在该公司人们对以下三个问题有着不同看法：组织与员工之间是怎样的关系；组织应该为员工以及员工的发展承担何种责任；一个人对企业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经过几年挫折，这位主管最终辞职——尽管她的经济损失很大。她的价值观和这个组织的价值观就是无法融合。

同样，一家制药公司无论是通过不断的小幅改进，还是通过几次费用高昂、风险巨大的“突破”来取得出色业绩，都主要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这两种战略的结果可能都差不多。实质上，这是两种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一种价值体系认为公司的贡献是帮助医生把他们已经在做的工作锦上添花，另一种价值体系的取向是进行更多的科学发现。

至于一个企业的经营是着眼于短期结果，还是注重长远发展，这同样是价值观问题。财务分析师认为，企业可两者同时兼顾。成功的企业家知道得更清楚。诚然，每一家公司都必须取得短期成果。但是在短期成果与长期增长之间的冲突中，每一家公司都将决定自己所选择的重点。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关于企业职能与管理层责任的价值观冲突。

价值观冲突并不限于商业组织。美国发展最快的一个牧师教会，衡量工作成败的尺度是新教徒的人数。它的领导层认为，重要的是有多少新教徒入会。随后，上帝将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或者至少会满足足够比例的新教徒的需求。另一个福音派牧师教会认为，重要的是人们的精神成长。这个教会慢慢地让那些形式上入会但精神上并没有融入教会生活的新教徒选择了离开。

这同样不是一个数量问题。乍一看，第二个教会好像发展较慢。但是，它留住新教徒的比例要远高于第一个。换言之，它的发展比较稳固。这也不是一个神学问题，至少首先并不是神学问题，而是有关价值观的问题。在一次公开辩论中，一位牧师这样说：“除非你先加入教会，否则你永远找不到天国之门。”

而另一位牧师反驳说：“不，除非你先有心寻找天国之门，否则你就不属于教会。”

组织和人一样，也有价值观。为了在组织中取得成效，个人的价值观必须与这个组织的价值观相容。两者的价值观不一定要相同，但是必须相近到足以共存。不然，这个人在组织中不仅会感到沮丧，而且做不出成绩。

一个人的工作方式和他的长处很少发生冲突，相反，两者能产生互补。但是，一个人的价值观有时会与他的长处发生冲突。一个人做得好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好、相当成功的事情——可能与其价值体系不吻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所做的工作似乎并不值得贡献毕生的精力（甚至没必要贡献太多的精力）。

如果可以，请允许我插入一段个人的故事。多年前，我也曾不得不在自己的价值观和做得很成功的工作之间做出选择。20世纪30年代中期，我还是一个年轻人，在伦敦做投资银行业务，工作非常出色。这项工作显然能发挥我的长处。然而，我并不认为自己担任资产管理人是在做贡献。我认识到，我所重视的是对人的研究。我认为，一生忙于赚钱、死了成为墓地中的最大富翁没有任何意义。当时我没有钱，也没有任何就业前景。尽管当时大萧条仍在持续，我还是辞去了工作。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换言之，价值观是并且应该是最终的试金石。

我属于何处？

少数人很早就知道他们属于何处。比如，数学家、音乐家和厨师，通常在四五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会成为数学家、音乐家和厨师了。物理学家通常在十几岁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决定了自己的工作生涯。但是，大多数人，尤其是很有天赋的人，至少要过了二十五六岁才知道他们将身属何处。然而，到这个时候，他们应该知道上面所谈的三个问题的答案：我的长处是什么？我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我的价值观是什么？随后，他们就能够并且应该决定自己该向何处投入精力。

或者，他们应该能够决定自己不属于何处。已经知道自己在大公司里干不好的人，应该学会拒绝在一个大公司中任职。已经知道自己不适合担任决策者的人，应该学会拒绝做决策工作。巴顿将军（他自己大概永远不知道这一点）本来应该学会拒绝担任独立总指挥的。

同样重要的是，知道上述三个问题的答案，也使得一个人能够坦然接受一个机会、一个邀请或一项任务。“是的，我将做这件事。但是，我将按照我自己的特点，采取这样的方式来做这件事，进行这样的组织安排，这样来处理当中所牵涉的关系。这是我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应该会取得的成果，因为这就是我。”

成功的事业不是预先规划的，而是在人们知道了自己的长处、工作方式和价值观后，准备把握机遇时水到渠成的。知道自己属于何处，可使一个勤奋、有能力但原本表现平平的普通人，变成出类拔萃的工作者。

我该做出什么贡献？

综观人类的发展史，绝大多数人永远都不需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该做出什么贡献？因为他们该做出什么贡献是由别人告知的，他们的任务或是由工作本身决定的（例如农民或工匠的任务），或是由主人决定的（例如佣人的任务）。以前的人大多都处于从属地位，别人吩咐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甚至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那时涌现出的知识工作者（即所谓的“组织人”，organization
man）还指望公司的人事部为他们做职业规划。

随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就再没有人想让别人来安排自己的职业生涯了。年轻的男男女女开始提出这个问题：我想做什么？而他们所听到的答案就是“你们自行其是吧”。但是，这种回答同“组织人”听命公司的做法一样错误。那些相信自行其是就能做出贡献、实现抱负、取得成功的人，一般连三点中的任何一点都做不到。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走回头路，让别人来吩咐、安排自己要干什么。对于知识工作者来说，他们还不得不提出一个以前从来没有提出过的问题：我的贡献应该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必须考虑三个不同的因素：当前形势的要求是什么？鉴于我的长处、我的工作方式以及我的价值观，我怎样才能对需要完成的任务做出最大贡献？最后，必须取得什么结果才能产生重要影响？

请看一位新任命的医院院长的经历。这是一所享有盛名的大医院，30年来一直就靠名气顺利经营着。新院长上任后决定了自己应做的贡献：两年内在医院的某个重要领域建立起卓越服务的标准。他决定以急诊室为重点，因为该院的急诊室地方比较大，受人注意，而又秩序混乱。他决定，到急诊室就诊的每一个患者必须在60秒钟之内由一名合格的护士接待。一年之内，该医院的急诊室变成了美国所有医院的样板，又过了两年，整个医院的面貌焕然一新。

正如这个事例所表明的，把眼光放得太远是不大可能的——甚至不是特别有效。一般来说，一项计划的时间跨度如果超过了18个月，就很难做到明确和具体。因此，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应该提出的问题是：我在哪些方面能取得将在今后一年半内见效的结果？如何取得这样的结果？回答这个问题时必须对几个方面进行权衡。首先，这些结果应该是比较难实现的——用当前的一个时髦词说，就是要有“张力”（stretching）。但是，这些结果也应该是能力所及的。设定一个不能实现的目标或者只能在可能性微乎其微的情况下实现的目标，根本不能叫雄心勃勃，简直就是愚蠢。其次，这些结果应该富有意义，要能够产生一定影响。最后，结果应该明显可见，如果可能的话，还应当能够衡量。确定了要实现的结果之后，接着就可以制订行动方针：做什么，从何处着手，如何开始，目标是什么，在多长时间内完成。

我对人际关系负责

除了少数伟大的艺术家、科学家和运动员，很少有人是靠自己单枪匹马而取得成果的。不管是组织成员还是个体职业者，大多数人都要与别人进行合作，并且是有效的合作。要实现自我管理，你需要对自己的人际关系负起责任。这包括两部分内容。

首先是要接受别人是和你一样的个体这个事实。

他们会执意展现自己作为人的个性。这就是说，他们也有自己的长处，自己的做事方式和自己的价值观。因此，要想卓有成效，你就必须知道共事者的长处、工作方式和价值观。这个道理听起来让人很容易明白，但是没有几个人真正会去注意。一个习惯于写报告的人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在第一份工作时就培养起写报告的习惯，因为他的老板是一个读者型的人，而即使下一个老板是个听者型，此人也会继续写着那肯定没有任何结果的报告。这位老板因此肯定会认为这个员工愚蠢、无能、懒惰，肯定干不好工作。但是，如果这个员工事先研究过新老板的情况，并分析过这位老板的工作方式，这种情况本来可以避免。

老板既不是组织结构图上的一个头衔，也不是一个“职能”。他们是有个性的人，他们有权以自己最得心应手的方式来工作。与他们共事的人有责任观察他们，了解他们的工作方式，并做出相应的自我调整，去适应老板最有效的工作方式。事实上，这就是“管理”上司的秘诀。

这种方法适用于所有与你共事的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做事方法，也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工作，而不是按你的方法来工作。重要的是，他们能否有所作为以及他们持有什么样的价值观。至于工作方式，人各有别。提高效力的第一个秘诀是了解跟你合作和你要依赖的人，以利用他们的长处、工作方式和价值观。工作关系应当既以工作为基础，也以人为基础。

人际关系责任的第二部分内容是沟通责任。

在我或是其他人开始给一个组织做咨询时，我们听到的第一件事都与个性冲突有关。其中大部分冲突都是因为：人们不知道别人在做什么，他们又是采取怎样的工作方式，专注于做出什么样的贡献以及期望得到怎样的结果。而这些人不了解情况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去问，结果也就不得而知。

这种不去问明情况的做法，与其说是反映了人类的愚蠢，倒不如说是历史使然。在以前，人们没必要把这些情况告诉任何人。比如在中世纪的城市，一个区的每一个人从事的行业都一样。在乡村，土地刚一解冻，山谷里的每一个人就开始播种同一种农作物。即使有少数人做的事情和大家不一样，他们也是单独工作，因此不需要告诉任何人他们在做什么。

而现在，大多数人都与承担着不同任务和责任的人一道工作。市场营销副总裁可能是销售出身，知道有关销售的一切，但是，对于自己从未做过的事情，比如定价、广告、包装等等，就一无所知了。所以，那些正在做这些工作的人必须确保营销副总裁懂得他们设法做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们将如何去做以及期望取得什么结果。

如果营销副总裁不懂得这些高层次的、知识型的专业人士在做什么，错主要在后者身上，而不在自己。反过来说，营销副总裁的责任则是确保他的所有同事都知道自己是怎样看待营销这项工作的：他的目标是什么、他如何工作，以及他对他本人和他的每一个同事有什么期望。

即使一些人懂得负起人际关系责任的重要性，他们和同事的交流也往往不够。他们总是有所顾虑，怕别人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冒昧、愚蠢、爱打听的人。他们错了。因为我们看到，每当有人找到他的同事说“这是我所擅长的工作。这是我的做事方式。这是我的价值观。这是我计划做出的贡献和应当取得的成果”，这个人总会得到如此回答：“这太有帮助了，可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如果一个人继续问道：“那么，关于你的长处、你的工作方式、你的价值观以及你计划做出的贡献，我需要知道什么？”他也会得到类似的答复——据我的经验，无一例外。事实上，知识工作者应该向与他们共事的每一个人，不管是下属、上司、同事还是团队成员，都发出这样的疑问。而且，每次提出此类问题，都会得到这样的回答：“谢谢你来问我。但是，你为什么不早点问我？”

组织已不再建立在强权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彼此喜欢对方，而是意味着彼此了解。因此，人们绝对有必要对自己的人际关系负责。这是一种义务。不管一个人是公司的一名成员，还是公司的顾问、供应商或经销商，他都需要对他的所有共事者负起这种责任。所谓共事者，是指在工作上他所依赖的同事以及依赖他的同事。

管理后半生

当多数人的工作是体力劳动时，你不必为自己的后半生担心。你只要继续从事你一直在做的工作就行了。如果你够幸运，能在工厂或铁路辛勤工作40年后撑下来，你就可以快乐地度过余生，什么也用不着干。然而，现在的多数工作都是知识工作，而知识工作者在干了40年后，仍能发挥余热，他们只是有些厌倦。

我们听到了许多有关经理人中年危机的谈论，“厌倦”这个词在其中频频出现。45岁时，多数经理人的职业生涯达到了顶峰，他们也知道这一点。在做了20年完全相同的工作之后，他们已经得心应手。但是他们学不到新东西，也没有什么新贡献，从工作中得不到挑战，因而也谈不上满足感。然而，在他们面前，还有20到25年的职业道路要走。这就是为什么经理人在进行自我管理后，越来越多地开始发展第二职业的原因。

发展第二职业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完全投身于新工作。

这常常只需要从一种组织转到另一种组织。例如，一家大公司某事业部的会计师成为一家中型医院的财务总监。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转入完全不同的职业。例如，公司经理在45岁时进入政府内阁；或者中层管理人员在公司工作20年后离职，到法学院进修，成为一个小镇的律师。

还有许多人在第一份职业中取得的成功有限，于是改行从事第二职业。这样的人有很多技能，他们也知道该如何工作。而且，他们需要一个社群——因为孩子已长大单飞，剩下一座空屋。他们也需要收入。但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挑战。

为后半生做准备的第二种方式是，发展一个平行的职业。

许多人的第一职业十分成功，他们还会继续从事原有工作，或全职或兼职，甚至只是当顾问。但是，除此之外，他们会开创一项平行的工作，通常是在非营利机构，每周占用10个小时。例如，他们可能接手教会的管理，或者担任当地女童子军顾问委员会主席。他们也可能管理受虐妇女庇护所，担任当地公共图书馆的儿童图书管理员，或在学校董事会任职等。

最后一种方法是社会创业。社会创业者通常是在第一职业中非常成功的人士。他们都热爱自己的工作，但是这种工作对他们已经不再有挑战性。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虽然继续做着原来的工作，但在这份工作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少。他们同时开创了另一项事业，通常是非营利性活动。例如，我的朋友鲍勃·布福德创办了一个非常成功的电视公司，现在他仍然经营着。但与此同时，他还创建了一个与新教教会合作的非营利组织，也做得非常成功。现在他又创建了一个组织，专门指导社会创业者在经营原有业务的同时，如何管理自己另外创办的非营利机构。

管理好自己后半生的人可能总是少数。多数人可能“一干到底”，数着年头一年一年过去，直至退休。但是，正是这些少数人，这些把漫长的工作寿命看做是自己和社会之机会的男男女女，才会成为领袖和模范。

管理好后半生有一个先决条件：你必须早在你进入后半生之前就开始行动。

当30年前人们首次认识到工作寿命正在迅速延长时，许多观察家（包括我自己）认为，退休人员会越来越多地成为非营利机构的志愿者。可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一个人如果不在40岁之前就开始做志愿者，那他60岁之后也不会去做志愿者。

同样，我认识的所有社会创业者，都是早在他们原有的事业达到顶峰之前就开始从事他们的第二事业。请看一名成功律师的例子。这位律师是一家大公司的法律顾问，他同时在自己所在的州开办了模特培训学校。早在他
35岁左右的时候，他就开始志愿为学校提供法律咨询。40岁时被推选为一家学校的董事会成员。50岁时，他积累起了一笔财富，办起了自己的企业——建立并经营模特培训学校。然而此时，他依旧在那家他年轻时参与创建的公司里担任首席法律顾问，而且几乎是全职工作。

发展第二兴趣（而且是趁早发展）还有一个原因：任何人都不能指望在生活或工作中很长时间都不遭遇严重挫折。有一位很能干的工程师在45岁时错过了晋升的机会。另一位也很能干的普通学院的教授在42岁时认识到，即使她完全具备担任教授的资格，她永远也不会在一所有名的大学里获得教授职位。还有一位则是在家庭生活里出现了悲剧：婚姻破裂或者痛失子女。在这样的时刻，第二兴趣——不仅仅是业余爱好——可能发挥重要作用。例如，这位工程师现在知道他在工作上并不十分成功。但是，在公司以外的活动中，例如负责教会资金的管理，他是成功的。一个人可能家庭破碎，但是他能在第二兴趣的活动中发现还有社区这个大“家庭”。

在一个崇尚成功的社会里，拥有各种选择变得越来越重要。从历史上来看，却没有“成功”一说。绝大多数人只期望坚守“适当的位置”。唯一的流动性是向下的流动性。然而，在知识社会里，我们期望每一个人都能取得成功。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对许多人来说，能避免失败就行。可是有成功的地方，就会有失败。因此，有一个能够让人们做出贡献、发挥影响力或成为“大人物”的领域，这不仅对个人十分重要，对个人的家庭也同样重要。这意味着人们需要找到一个能够有机会成为领袖、受到尊重、取得成功的第二领域——可能是第二份职业，也可能是平行的职业或社会创业。

自我管理中面临的挑战看上去比较明显，甚至非常基本，其答案可能不言自明，甚至近乎幼稚。但是，自我管理需要个人，尤其是知识工作者，做出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实际上，自我管理需要每一个知识工作者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要成为自己的首席执行官。更进一步来看，这样的转变——从一切听从别人吩咐的体力劳动者到不得不自我管理的知识工作者——也使得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历史上每一个社会，甚至是个人主义倾向最强的社会，都认为两件事情理所当然（即使只是下意识的）：第一，组织比员工更长寿；第二，大多数人从不挪地方。

如今，情况恰恰相反。知识工作者的寿命超过了组织寿命，而且他们来去自如。于是，人们对自我管理的需要在人类事务中掀起了一场革命。

喜欢讲课的华为老总任正非，最近新修订了华为圣经《致新员工书》，“求助没有什么不光彩的”，“不怕做小角色”，“要承受地起做好事仍受委屈”，继续发扬着华为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企业文化。

据了解，这篇《致新员工书》最早发表于1994年12月25日第11期《华为人》，多年来任正非亲自修订了数次，这是2015年任正非再次对此文做出的最新修订。

以下为任正非致新员工书原文：

您有幸加入了华为公司，我们也有幸获得了与您合作的机会。我们将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共同信任的基础上，与您一起渡过在公司工作的岁月。这种尊重、理解和信任是愉快地进行共同奋斗的桥梁与纽带。

华为公司共同的价值体系，就是要建立一个共同为世界、为社会、为祖国作出贡献的企业文化。这个文化是开放的、包容的，不断吸纳世界上好的优良文化和管理的。如果把这个文化封闭起来，以狭隘的自尊心，狭隘的自豪感为主导，排斥别的先进文化，那么华为一定会失败的。

这个企业文化粘合全体员工团结合作，走群体奋斗的道路。有了这个平台，您的聪明才智方能很好发挥，并有所成就。没有责任心，缺乏自我批判精神，不善于合作，不能群体奋斗的人，等于丧失了在华为进步的机会，那样您会空耗了宝贵的光阴。

公司管理是一个矩阵系统，运作起来就是一个求助网。希望您们成为这个大系统中一个开放的子系统，积极、有效地既求助于他人，同时又给予他人支援，这样您就能充分地利用公司资源，您就能借助别人提供的基础，吸取别人的经验，很快进入角色，很快进步。求助没有什么不光彩的，做不好事才不光彩，求助是参与群体奋斗的最好形式。

实践是您水平提高的基础，它充分地检验了您的不足，只有暴露出来，您才会有进步。实践再实践，尤其对青年学生十分重要。只有实践后善于用理论去归纳总结，才会有飞跃的提高。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不怕做小角色，才有可能做大角。

我们呼唤英雄，不让雷锋吃亏，本身就是创造让各路英雄脱颖而出的条件。雷锋精神与英雄行为的核心本质就是奋斗和奉献。雷锋和英雄都不是超纯的人，也没有固定的标准，其标准是随时代变化的。在华为，一丝不苟地做好本职工作就是奉献，就是英雄行为，就是雷锋精神。

实践改造了，也造就了一代华为人。“您想做专家吗？一律从基层做起”，已经在公司深入人心。一切凭实际能力与责任心定位，对您个人的评价以及应得到的回报主要取决于您的贡献度。

在华为，您给公司添上一块砖，公司给您提供走向成功的阶梯。希望您接受命运的挑战，不屈不挠地前进，您也许会碰得头破血流，但不经磨难，何以成才！在华为改变自己命运的方法，只有二个：一、努力奋斗；二、做出良好的贡献。

公司要求每一个员工，要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我们这个刚刚开始振兴的民族。只有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才能进行艰苦的搏击，而无怨无悔。我们总有一天，会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

但无论任何时候、无论任何地点都不要做对不起祖国、对不起民族的事情。不要做对不起家人、对不起同事、对不起您奋斗的事业的人。要模范遵守所在国家法规和社会公德，要严格遵守公司的各项制度与管理规范。对不合理的制度，只有修改以后才可以不遵守。任何人不能超越法律与制度，不贪污、不盗窃、不腐化。严于律己，帮助别人。

您有时会感到公司没有您想像的公平。真正绝对的公平是没有的，您不能对这方面期望太高。

但在努力者面前，机会总是均等的，要承受得起做好事反受委屈。“烧不死的鸟就是凤凰”，这是华为人对待委屈和挫折的态度和挑选干部的准则。没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今后如何能做大梁？其实一个人的命运，就掌握在自己手上。

生活的评价，是会有误差的，但决不至于黑白颠倒，差之千里。要深信，是太阳总会升起，哪怕暂时还在地平线下。您有可能不理解公司而暂时离开，我们欢迎您回来。

世上有许多“欲速则不达”的案例，希望您丢掉速成的幻想，学习日本人踏踏实实、德国人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现实生活中能把某一项业务精通是十分难的，您不必面面俱到的去努力，那样更难。干一行，爱一行，行行出状元。您想提高效益、待遇，只有把精力集中在一个有限的工作面上，不然就很难熟能生巧。

您什么都想会、什么都想做，就意味着什么都不精通，做任何一件事对您都是一个学习和提高的机会，都不是多余的，努力钻进去兴趣自然在。我们要造就一批业精于勤、行成于思，有真正动手能力和管理能力的干部。机遇偏爱踏踏实实的工作者。

公司永远不会提拔一个没有基层经验的人做高层管理者。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每一个环节对您的人生都有巨大的意义，您要十分认真地去对待现在手中的任何一件工作，十分认真地走好职业生涯的每一个台阶。您要尊重您的直接领导，尽管您也有能力，甚至更强，否则将来您的部下也不会尊重您。长江后浪总在推前浪。

要有系统、有分析地提出您的建议，您是一个有文化者，草率的提议，对您是不负责任，也浪费了别人的时间。特别是新来者，不要下车伊始，动不动就哇啦哇啦。要深入、透彻地分析，找出一个环节的问题，找到解决的办法，踏踏实实地一点一点地去做，不要哗众取宠。

为帮助员工不断超越自我，公司建立了各种培训中心，培训很重要，它是贯彻公司战略意图、推动管理进步和培训干部的重要手段，是华为公司通向未来、通向明天的重要阶梯。您们要充分利用这个“大平台”，努力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技能、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培训也是您们走向成功的阶梯。当然您想获得培训，并不是没有条件的。

物质资源终会枯竭，唯有文化才能生生不息。一个高新技术企业，不能没有文化，只有文化才能支撑她持续发展，华为的文化就是奋斗文化，它的所有文化的内涵，都来自世界的、来自各民族的、伙伴的……，甚至竞争对手的先进合理的部分。若说华为有没有自己的核心文化，那就剩下奋斗与牺牲精神算我们自己的吧！其实奋斗与牺牲也是从别人那里抄来的。

有人问我，您形象地描述一下华为文化是什么。我也不能形象地描述什么叫华为文化，我看了“可可西里”的电影，以及残疾人表演的“千手观音”后，我想他们的精神就叫华为文化吧！对于一个新员工来说，要融入华为文化需要一个艰苦过程，每一位员工都要积极主动、脚踏实地地在做实的过程中不断去领悟华为文化的核心价值，从而认同直至消化接纳华为的价值观，使自己成为一个既认同华为文化，又能创造价值的华为人；只有每一批新员工都能尽早地接纳和弘扬华为的文化，才能使华为文化生生不息。

华为文化的特征就是服务文化，谁为谁服务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服务的涵义是很广的，总的是为用户服务，但具体来讲，下一道工序就是用户，就是您的“上帝”。您必须认真地对待每一道工序和每一个用户。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华为都意味着高品质。希望您时刻牢记。

华为多年来铸就的成就只有两个字——诚信，诚信是生存之本、发展之源，诚信文化是公司最重要的无形资产。诚信也是每一个员工最宝贵的财富。

业余时间可安排一些休闲，但还是要有计划地读些书，不要搞不正当的娱乐活动，为了您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望您自律。

我们不赞成您去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目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这就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我们要十分珍惜。21世纪是历史给予中华民族一次难得的振兴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21世纪究竟属于谁”，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国力的较量，国际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在大企业和大企业之间进行。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需要无数大企业组成的产业群去支撑。一个企业要长期保持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唯一的办法便是拥有自己的竞争力。如何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文章就等您们来做了。

希望您加速磨炼，茁壮成长，我们将一起去托起明天的太阳。

来源：虎嗅网

人愤怒的那一个瞬间，智商是零，过一分钟后恢复正常。人的优雅关键在于控制自己情绪，用嘴伤害人，是最愚蠢的一种行为。我们的不自由，通常是因为来自内心的不良情绪左右了我们。一个能控制住不良情绪的人，比一个能拿下一座城池的人更强大。水深则流缓，语迟则人贵。 我们花了两年时间学说话，却要花数十年时间学会闭嘴。 可见：说，是一种能力；不说，是一种智慧。

1.急事，慢慢地说。

遇到急事，如果能沉下心思考，然后不急不躁地 把事情说清楚，会给听者留下稳重、不冲动的印象，从而增加他人对你的信任度。

2.小事，幽默地说。

尤其是一些善意的提醒，用句玩笑话讲出来，就 不会让听者感觉生硬，他们不但会欣然接受你的提醒，还会增强彼此的亲密感。

3.没把握的事，谨慎地说。

对那些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如果你不说，别人 会觉得你虚伪；如果你能措辞严谨地说出来，会让人 感到你是个值得信任的人。

4.没发生的事，不要随便说。

人们最讨厌无事生非的人，如果你从来不随便臆 测或胡说没有的事，会让人觉得你为人成熟、有修养，是个做事认真、有责任感的人。

5.做不到的事，别乱说。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不轻易承诺 自己做不到的事，会让听者觉得你是一个“言必信，行必果”的人，愿意相信你。

6.伤害人的事，不能说。

不轻易用言语伤害别人，尤其在较为亲近的人之 间，不说伤害人的话。这会让他们觉得你是个善良的人，有助于维系和增进感情。

7.伤心的事，不要见人就说。

人在伤心时，都有倾诉的欲望，但如果见人就 说，很容易使听者心理压力过大，对你产生怀疑和疏离。同时，你还会给人留下不为他人着想，想把痛苦转嫁给他人的印象。

8.别人的事，小心地说。

人与人之间都需要安全距离，不轻易评论和传播 别人的事，会给人交往的安全感。

9.自己的事，听别人怎么说。

自己的事情要多听听局外人的看法，一则可以给 人以谦虚的印象；二则会让人觉得你是个明事理的人。

10.尊长的事，多听少说。

年长的人往往不喜欢年轻人对自己的事发表太多 的评论，如果年轻人说得过多，他们就觉得你不是一个尊敬长辈、谦虚好学的人。

11.夫妻的事，商量着说。

夫妻之间，最怕的就是遇到事情相互指责，而相 互商量会产生“共情”的效果，能增强夫妻感情。

12.孩子们的事，开导着说。

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非常叛逆，采用温和又坚定的态度进行开导，可以既让孩子对你有好感，愿意和你成为朋友，又能起到说服的作用。

文/微信号：南怀瑾国学教育公司

管理学家从人的动机和行为模式出发，对人进行分析，将人分为社会人和理性人以及感性人等，并用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对人实行引导和管理。但我以为无论对人怎么分类，从人性的角度分析，根本上说人最终是一个经济动物。而且人的这种经济性与出身无关，与教育无关，与学识无关，人天然就是一个经济学家。

来到这个世界，从父母那里借来一生，除了出身不能选择，在一切有选择可能的时候，都在进行权衡算计，都会考虑投入与产出的比率，都会思考结果的输和赢。本质上看人生其实是一场交易。
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 · 科斯提出的“交易费用”理论，虽然是对企业而言的，但对人何尝不也如此呢？ 只是有的人赢，有的人输，有的人平。

一个哲学家曾经就一个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进行过梳理，从而得出所谓人的成功与幸福，关键在于处理好人与自己、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三重关系。人的一生无时无刻不纠缠于这三重关系之中。所谓纠缠其实是一种选择和取舍的难度。选择就存在机会成本，取舍就关联到收益大小。它们本质上就是一种交易。马克思也说过，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成功与幸福的人总是在与自己、与自然、与社会的交易过程处于赢家的位置。他们将这些关系处理得如鱼得水，灵活自如，游韧有余。而那些不幸与失败的人也往往败北于此。

处理好与自己的关系，其实就是让自己外化的我与内化的我达成一致。肉体与灵魂合拍，取得内心的平衡，既不自负，也不自卑。要完成好这笔交易，首先必须清醒地认识自己，摸清自己的家底，有多大本做多大事。要知道自己的所优所劣，明白自己的所长所短，知晓自己最终想要什么，凭自己的能力和条件，即自己所拥有的资本和资源，尽最大努力，能做成什么。定位自己的人生位置，扮演好自己的人生角色。这其中有一点要特别说明，认清自己，摆正位置不是要不努力、不奋斗、不争取，以困难为借口而自甘平庸，随波逐流，碌碌而为。而是态度积极，量力而行，少走弯路。其次管住自己的欲望，不要让自己的欲望大过了自己的能力，这是造成人生痛苦最根本的原因。一个人当欲望大于能力时，就很难把持自己，怨天由人，终难平静，痛苦或不幸将接踵而来。再次是要守住自己灵魂的底线。不论利益以什么模样出现，都不能用自己的灵魂去典当。即使人生再贫困潦倒，也别丧失了自己的人格，人格是人生的注册资本。即使人生再挫折不幸，也别丢失了人品，人品是人生的最高学历。一时的亏本可以，但绝不能破产。无论贫穷与富贵，无论伟大与渺小，人都应该有“成己为人，成人达己”的境界。

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就是要有感恩之情、敬畏之心。感恩大自然养育我们，敬畏大自然的神奇。不信头上三尺有神明无妨，但敬天畏地，对养育我们的大自然怀感恩之情不可少。可以不信佛，但因果报应总会显灵应不得怀疑。播下跳蚤指望收获龙种的人并不多见。和自然的交易，不能一味的索取，更不能蓄意破坏。对自然之物，不奢侈，不浪费，适中求度。爱护自然世界的一花一草、一山一水、一树一木。让天空更蓝、让大地更绿、让空气更清新、让阳光更明媚、让我们生活的环境更美好。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善待自然，虽我们不能给她增添什么，但是我们总可以用行动减少对她的污染和掠夺。个人的力量虽微薄，但每个生命主动自觉，集汇的力量就不可小视。

处理好与社会的关系则相对要复杂些。因为交易对象的复杂使其复杂。人与社会交易其实是与他人交易。社会由人组成，而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生物。每个人的一生中会遇见各式各样林林种种的人。好在虽人的角色会随时空的转换不断变化，但固定的场景只有家庭、职场、公众场合三个舞台。在家里，你的角色要么是长辈，要么是晚辈，再么是平辈。在职场，你的角色要么是领导，要么是下属。在公众场合，你的角色就是一个公民。不同的场景你和他人交易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家庭里更多的是情，职场中更多的是钱，公众场合情和钱两者兼而有之。如果把人与社会的交易高度抽象化为人与他人的交易，其交易过程中应注意四点。把自己当自己，学会自尊自爱；把别人当别人，学会尊重他人；把别人当自己，学会理解他人；把自己当别人，学会换位思考。当你与社会交易，进入了先讲耕耘，后问收获、先慰他人，后祈我乐、先做成就，后计辛苦、先行付出，后求回报的境界时，你就成了谁都战胜不了的最大的的赢家。

这个世界是一面镜子，你如何对她，她就会如何对你。谁都不傻，但只有少数人能真正做到，他们让自己心境平静的程度决定了他们的快乐度；他们让他人舒服的程度决定了他们人生的高度。

或许这才是人生这场交易的最高原则，当你认为人生是一场交易时。

文/廖超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