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以前我因为工作关系认识了李大力，他在北京当编剧。回想起我们初次见面的情形，就仿佛是爱情喜剧电影里一见钟情的相亲场面，无非是没有那点“情”。我们带着各自的太太一起吃饭，友情突如其来，我们一见如故。

我们都喜欢张国荣的《风继续吹》，都爱《纵横四海》里的同一句台词，等到羊蝎子端上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做到你说上句，我接下句。弄得太太们不得不强行插话：“喂！两位好基友，你们到底有完没完啊？”

看着李大力和他太太走向2号线地铁，我脑海里无来由地闪过一个念头：如果我和大力当年在大学就认识，他多半会成为我婚礼上的伴郎吧？

那是四年以前的事情了，从那以后我们已经聚过四次。我们之间的关系有点朋友的意思，但又不完全是。我们彼此都想再加深一点友情，但是生活总在中间作梗。

我们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当你到了三四十岁，会有许多新面孔通过工作、孩子甚至是微博进入到你的生活。但是真正亲密无间的好朋友，就是那种你在大学时代结识的老友，那种你危难时第一个想起来的好友，却越来越少了。

人到中年，四处逛荡的年少轻狂日子，真心话大冒险一样的生活，都渐渐褪色。越来越紧张的日程表，事情轻重缓急的变化，都让人们对朋友的要求越来越挑剔。

无论你结交了多少朋友，一种宿命的感觉在你心头萦绕不散：你十几二十岁时候结交好友的那个阶段已经基本结束了。现在，你只能去结交一些点头之交，甚至只能称得上是熟人的人。

而一旦你遇见生活中的重大变故，比如说搬家或者离婚的时候，你就会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缺少朋友。

当这种感觉袭来时，赵珊珊几乎喘不过气。她是北京一家教育基金会的执行董事，几个月前刚从北京搬到上海。当她准备举办自己39岁生日晚会的时候，尽管她有857个QQ好友，509个微博粉丝，却发现根本凑不齐一桌客人。她说：“回想起人生中各个交友的阶段，发现我大部分朋友绝对都是在高中时代，和做第一份工作时结识的。”

罗高是一位在辽宁工作的心理医生，四十多岁离婚以后，他发现自己多年来一直把重心放在事业和家庭上，朋友们都已经淡出了他的通讯录。罗医生说：“好像突然之间，老婆就从全家福里消失不见，你发现自己前所未有的孤独。”现在，罗高已经56岁，他感叹说：“我就算是去学广场舞也不可能再去找个女人了，我更愿意认识几个老哥们，举起高粱酒，来！整一个呗？”

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赵丽华在针对同龄人的研究中发现，人越接近中年，所结交的人也就越少，同时和既有的朋友之间则关系变得更加密切。

她认为这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枚闹钟，每到人生的某一关头，比如说进入30岁的时候，就会铃声大作。它提醒人们人生易逝，请停止四处交游，专注于此时此地。她说：“你会开始全心投入在情感上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因此，你不再有兴趣参加各种饭局和聚会，而是更愿意把时间花在孩子身上。”

在上世纪50年代，社会学家们提出了结交挚友的3个重要条件：

1. 紧密接触。
2. 经常性的不约而至。
3. 能让人放下戒备，彼此袒露心迹的场景。

但是随着社会外部环境的变化，要满足这3个条件已经越来越困难了。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千帆认为，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大学时代里遇见了自己的终身好友。

在职场上，由于同事经常变更，人际之间的紧密接触就难于维持。去年，热播剧《甄嬛传》的编剧流滟紫在该剧试播时遇见一位叫做阿珍的女士，在工作中，她们走得很近。几乎没多久她们就知道了对方的健身和饮食习惯。当流滟紫动念想来一杯咖啡提神的时候，都不用她说，阿珍就已经递过来一杯。

“但是，试播工作一结束，没有了这种日复一日的接触，要保持紧密关系就很难了。”流滟紫说。她们现在也偶尔约个时间出来三里屯喝上一杯汤丽水，但是在789一起从下午一直漫步到晚上，再一头扎进南锣鼓巷酒吧的日子一去不返了。

工作环境里因为竞争的关系而火花四射，所以人们学着在同僚面前隐藏自己的脆弱和怪异。王千帆教授说：“工作中的友谊总是带有一种交易的感觉，很难说什么时候社交才会告终，而真正的友谊得以开始。”

职场的升迁和薪水多寡也很麻烦。左小先生是一位住在北京宋庄的艺术家，他说：“如果你的朋友比你赚太多或者太少，都会让人觉得很怪。”最近，他邀请一对很有发展前景的夫妇进入他的圈子，但是很快朋友们因为这对夫妇谈钱成瘾而对他们厌恶不已。

左小说：“在我们的婚礼上，那些和这对夫妇坐在一起的朋友后来向我们抱怨说，这两公婆老在问他们赚多少钱。赚得少的人觉得这个话题很不爽，而赚得差不多或者很多的人也觉得这么讨论收入让人很尴尬。”

一旦夫妻双方都彼此交往，挑战来得更快。《新京报》记者安静称，和别人两口子交朋友，就像是复杂的排列组合。她说：“你不仅仅要担心别人老婆是否喜欢你，你还的担心别人老公是否喜欢你，以及你老公是否喜欢他老婆，你老公是否喜欢他本人。”

不就以前，刚搬完家，她邀请丈夫的新同事夫妇来家里吃饭。但是对方的太太明显对她家的装修了一半的房子和餐桌上的速冻饺子不感冒。安静说：“我一眼就看出来了，那位太太一准是被哄着骗着才肯来，而是她坐在我们的宜家凳子上的时候，活像是皇上家的格格屈尊进了一个寒窑。”

这两口子还没吃水果就闪人了。第二天上班，对方丈夫抱歉说是因为妻子昨天太累。“不用说，我们肯定是不会再和他们吃饭了。”安静这么说。

如果加进孩子会让这笔糊涂账更难算。突然之间，你被一个由家长组成的新朋友圈所包围，可是这个圈子的情感纽带最多也就能算是聊胜于无。就像相声演员郭德纲在天桥的一场演出里说的那样：“我一整天和一帮带着孩子的孙子待在一起，但我不会跟这帮孙子组饭局，因为不是我想认识这帮孙子，是孩子们黏在了一块儿。他们为什么在一起，那是没溜儿的事儿，纯就是因为都是小孩儿。”

甚至当家长发展出了彼此之间的情感纽带，这种友谊的结果也是脆弱的，它屈从于孩子们的心血来潮。

44岁的贝志城是北京市的一名地产商人，他和他的太太与另一对家长由于孩子们的关系成为了朋友，当时，两家的孩子都还是好朋友。但是，后来孩子们绝交了。当两家人决定在院子里烤串的时候，贝先生的儿子说：“我能让我其它的朋友来吗？”

外部因素不是唯一的障碍。人过三十，人们经历了交友心态上的转变。早年间的自我发现变成了自知之明，所以你选择自己周围的朋友更挑剔了。2004年出版的《土豪的危机：成年后如何交朋友》一书的作者马伯庸说：“年轻时交朋友，只是因为一杯青岛纯生就可以上桌，而成年以后，我们的桌子抬高了很多。”

控制癖、公主病、自大狂，这样人都不再适合成为朋友。

现居香港的战略投资顾问冯唐先生甚至开发出一套挺好玩的百分制朋友打分表，100分是最好的朋友。当新朋友表现得让他讨厌或者没有忠诚度时，冯先生就在心里为他扣分。他说，十次里有九次，新朋友最终只能得到30分到60分然后滚蛋，也就比熟人好一点点。

冯唐说：“你遇见个不错的人，但是一旦他们一次不回电话，掉到90分。两次，立即50分。如果认识的第一个月里就迟到，再扣10分。不过，也有人因为言行得当而得到加分。”

受既往的经验影响，人们越发对友谊有了宿命论的看法。

我的朋友宁财神（他的全名叫陈万宁，他是电视剧《武林外传》的编剧，这部电视剧讲述了你爱的人住在对面，最好的朋友都在身边这个都市人的梦想，尽管披上了古装武侠的皮）。有一次他说：“当你还年轻的时候，你对更严肃地去定义什么人才是你真正的朋友。我对于友谊的看法来自电影《英雄本色》和《纵横四海》。好兄弟，讲义气，朋友如手足，如果做不到完全忠诚就意味着绝交。而等我成年以后，这种想法变得不现实了。”

到了人生这个阶段，你已经遭遇过许多令人厌倦甚至是失败的人际关系，开始努力承担起责任，认真经营工作、家庭和既有朋友的关系。所以，你对倾心结交新朋友这件事变得更加谨慎小心。38岁的宁财神说：“你更加了解人的缺点，也对自己让人失望的那一面看得更清楚。”

他总结说：“我对什么是真朋友的标准从来没有变过，只是使用‘朋友’两个字的时候更加宽松一些。现在要交一个真正的朋友，好兄弟那样的朋友，实在是太难了。”

另外一部分人，类似基金经理李开复，采取了降低交友期待值的办法。李先生说：“我找到了极为有效的交友方法，找到不同的人来满足我不同的交友需求。我有一个酒友，一个书友，一个育儿之交，几个球友和一个锻炼身体的朋友。比起精疲力竭地寻找新朋友，这种方式更容易填补生活中的空虚。”

还有的人从友情的谷底爬起，倒拨时钟，回到他们20多岁时忙的喘不过气的社交生活。

王小山是一家电台的总监，30多岁北漂到北京。到了北京之后他觉得如此孤独，以至于经常带着自己的猫去朝阳公园散步，希望能搭上什么人聊聊，结果只是收获了一堆“你丫有病啊”的目光。于是，他决定创建一个北京社交网络，通过组织人们观看国安队比赛和红酒品鉴会来交友。现在，这个组织拥有2000名成员，大部分都年过三十，王先生把其中的200多人视为好友。

“人们要想走出第一步的确需要点勇气。”王小山说。“我希望我能够能让他们在这事上容易一点，毕竟，我经历过。”

秉承王小山的这种精神，我最近给大力打了个电话，我们打趣说都忙得实在没法子出来混，然后约好下一次一起吃饭。

我知道，那是三个月以后的事情了。

文章很长，我最早是看到阮一峰推荐的这篇文章，当时他把文章浓缩成了一段话，可以作为一个简要的总结，原文如下：

30岁后，人们为何很难结交亲密朋友？

1. 你开始觉得人生有限，不能过多用在与陌生人交流；
2. 结交好友的三个外部条件很难满足：近距离接触、反复见面、计划外的互动；
3. 社会地位和收入差异；
4. 对方配偶的介入；
5. 子女限制了你的社交圈；
6. 你对好友的标准比年轻时严格得多。

文 / 亚历克斯.威廉姆斯

其实没那么复杂。

人生于世，需要物质资料维持生活。需要一个心理平衡让自己心安。是所谓物质与精神的需求。

如果你勤劳能干，能自己做饭做菜、跑步游泳，那就不需要食物和交通工具。那就不必上班。如果你生下来就家资巨万，那自然可以不为物质发愁，一心追求自己的精神需求。

上班，也无非是在现代工业社会里找一个自己的岗位，付出一点时间，换取物质资料，让自己活下去。当然，工作如果不合自己心意，满足了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会不快乐。

我遇到过不同的例子。

• 有的人就会不断寻找自己喜欢的工作，以图物质和精神都满足。
• 有些人就会自我麻醉，说“我这份工作是有意义的，特别有成就感”，来让自己喜欢上自己不喜欢的工作。
• 还有些人会在物质和精神间找平衡。比如，为了让自己快乐，少挣点物质资料；或者为了让自己物质丰足，牺牲一点精神乐趣。

最后大多数人，会得到一个平衡。就这样。

我父亲在一个单位体系做了四十年。他很快乐。觉得上班、做事、喝小酒、读书、钓鱼就很高兴。我妈先后换过七八个单位，最后自己创业。她也很快乐。觉得这样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

说到底，只要他们能找到自己的物质+精神平衡，就可以了。

古龙《多情剑客无情剑》里，提过一个例子。一对厨子，饭馆打烊后，他们在后厨，自己给自己炒了盘菜，找点小酒，很惬意的饮食一番，舒服那一两个时辰。

古龙说，他们还活着，就是因为一天还有那么一两个时辰。

许多平凡人就是这样。他们找到了能让自己心情和顺的那么每天一两个时辰，就够了。所谓名垂千古之类的大事，许多只是外人眼中的想象，真人并不那么高兴的。

我有一位长辈，曾经觥筹交错间动不动谈一个省级别的大事。后来提早退休了，每天主要的乐趣是什么呢？除了躺着看书，就是养蚕豆，看蚕豆发芽，然后炒来吃……后者是他从小就喜欢的，所以现在还是很喜欢。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在宇宙眼里，我们连鱼都不是。

找到能让自己心安的处境，很难得了。我父母朝九晚五，我一天班也没上过。这也不过是形式，并没有什么高低。

have a nice day!

文 / 张佳玮

我信任自卑者远远超过信任自信者。

据我所见，自卑者多是两个极端。

• 其一的确是弱者，并且知道自己的弱，于是自卑。这种人至少有自知之明，因而值得我们尊重。
• 其二是具有某种异常天赋的人，他隐约感觉到却不敢相信自己有这样的天赋，于是自卑。这种人往往极其敏感，容易受挫乃至夭折，其幸运者则会成为成功的天才。

相反，我所见到的过于自信者多半是一些浅薄的家伙，他们虽不低能但也决非大材，大抵属于中等水平，但由于目标过低，便使他们自视过高，露出了一副踌躇满志的嘴脸。我说他们目标过低，是在精神层次的意义上说的。凡狂妄自大者，其所追逐和所夸耀的成功必是功利性的。在有着崇高的精神追求的人中间，我不曾发现过哪怕一个自鸣得意之辈。

自卑、谦虚、谦恭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在谦虚的风度和谦恭的姿态背后，我们很难找到自卑。毋宁说，谦虚是自信以本来面目坦然出场，谦恭则是自信戴着自卑的面具出场。

我丝毫不否认自信在生活中有着积极的用处。一个人在处世和做事时必须具备基本的自信，否则绝无奋斗的勇气和成功的希望。但是，倘若一个人从来不曾有过自卑的时候，则我敢断定他的奋斗是比较平庸的，他的成功是比较渺小的。

两种人最自信：无所不知者和一无所知者。后者的那份狂热自信有时真会动摇我们自己的原本就不坚定的自信，使我们胆怯地以为又遇到了一个无所不知者。

事实上，许多伟大的天才并非天性自信的人，相反倒有几分自卑，他们知道自己的弱点，为这弱点而苦恼，不肯毁于这弱点，于是奋起自强，反而有了令一般人吃惊的业绩。

极其自信者多半浅薄。对于那些在言行中表现出大使命感的人，我怀有本能的反感，一律敬而远之。据我分析，他们基本上属于两类人，一是尚未得逞的精神暴君，另一是有强烈角色感的社会戏子。和他们打交道，只会使我感到疲劳和无聊。

在我看来，真正的使命感无非是对自己选定并且正在从事的工作的一种热爱罢了。遇见这样的人，我的血缘本能就会把他们认作我的亲兄弟。

我在两种人面前最克制不住傲气，一是功名利禄之徒，二是自以为是之辈。

你们围着他，向他喝彩，他惶恐不安了。你们哪里知道他心中的自卑，他的成就只是做出来给自己看的，绝没有料到会惊动你们。

人应该有一种基本的自信，就是做人的自信，作为人类平等一员的自信。在日常生活中，当一个人在某方面——例如权力、财产、知识、相貌等——处于弱势状态时，常常会产生自卑心理。但是，只要你拥有做人的基本自信，你就比较容易克服这类局部的自卑，依然坦荡地站立在世界上。

文/周国平

这个世界上有一类人特别苦逼，苦逼到什么程度呢？他们省吃俭用攒钱买房，结果房价越来越贵；公司外部竞争激烈，他们工作异常繁忙，披星戴月，日复一日；技术更新行业罕见，他们要随时调整心情，随时学习知识；他们长期和机器为伍，大多比较呆傻，比较单纯；还有很多不一一例举，这一类人就是程序员。

而就是这么一类程序员过着这么苦逼的生活，在公司内部却难以获得公平的晋升机会，外来的和尚总是在不断打破平衡，甚至是刚毕业的新和尚拿得都比老和尚多，这是全行业都罕见的奇观，IT人有幸经历了。

• 某创业公司，某个程序员要离职，老板甚至不问问他直接领导的意见，就同意了，没有挽留，之后大骂不忠诚，这个人拿3k，拿了2年，他走了以后，老板用5k雇了个新面孔，但就是不愿意给这个老人晋升，不愿意给加到哪怕是4k。
• 某上市公司，游戏部门突然从外部空降了一个领导，原因是原大佬被挖走以后，剩下的人升谁都有意见，难以服众，不从外部请人来镇不住局面，这个人一来，大家是团结了，团结起来和这个人斗，但最后还是和解了。
• 某国际大公司，某人伪造简历，包装的如花似玉，获得高职，工作主要有下属完成，他只需要汇众汇报即可，越混路越宽，直到某天事发，依然是高官。
• 某IT企业，某清华同学离职时语重心长的对我说，XX（可以理解为网游，搜索，电商任意一种）是00-02年毕业的这些人清华人的机会，我们就是比某人强十倍也没有机会，也得从下面做起，搜索的天时不属于我，此人去了某金融分析软件公司，目前是高管，同期留在某IT企业的其他同学依然过着苦逼的生活。

举了这么多例子，我想说得是为什么不给你晋升这个问题，或者晋升很难，为什么？

大佬的问题

你晋升困难，最大的主观原因在你自己，最大的客观原因在你的直接上司。付责任人的说，目前很多企业的领导是不合格的，他们大多80后，没有为他人着想的思想基础，一味的考虑自己，不顾下属，曾经我对某人说，你说你是合格的领导，你说出你下属每个员工租房在哪里，每月多少房租，我就同意你是合格的领导，结果他羞愧不言。你晋升不了，很大程度上是你的领导没有帮你，连你每月房租多少都不知道，你指望他帮助你提高技术水平，帮助你晋升？

大佬的大佬的问题

你大佬的大佬，level很高，他需要引入新鲜血液，他知道这个队伍缺什么，这个是他思考的问题，他需要找牛的人来补这个缺口，于是一个光鲜照人的牛人进来了（虽然两年后也会泯为众人）给队伍带来了新鲜的血液，但你的大佬升不上去，你大佬边上的位置被这个人占了，你的位置在哪？

公司的问题

各大企业给员工的再教育和培训都是不尽相同的，但大多口号是一致的，在工作中锻炼成长，这句话是最扯淡的，国外很多大公司是有很完善的培训和再教育计划的，会给员工一个充电的机会，并且给其一个完善的培训后，以便于让他在新升职的岗位上能够很好的胜任。在国内大公司都在找牛人，就是不愿意自己培养，原因是什么，不解释，你懂得。

你的兄弟

很多时候让你升不了职恰恰是因为和你一起战斗的兄弟，他们工作也很不错，你升职了，他们怎么办？这也是一个平衡的问题，你很努力，为什么你没有带动你的兄弟一起努力，你上去了，需要你这帮兄弟的支持，他们会支持你吗？曾有一个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值得回味，“当大家都认为你该升职了，就是你升职的时候了”，细细品味，很有道理。

你自己的问题

最后你升不了职是你自己的问题，每天工作很忙，没时间充电，每天工作压力很大，来不及学习，每天这个那个，一年下来碌碌无为。你提高了自己的效率了嘛？你周围有朋友再帮你吗？你知道你要学什么嘛？你知道什么样的工作才能超出领导的期望?，你超出领导期望后却没有升职和领导沟通过吗？我曾在某企业，我周围的几乎所有人加薪升职都是和领导沟通后才获得的。指望主动给你加薪升职，不如指望自己的沟通。

还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选择的这个行业是不是对的，公司是不是对的，就好像我说的这个清华的同学这个例子。如果你能耐大可以选大公司，PK到一票牛人上去，如果你能耐不大，去成熟大公司，还心理期盼高薪升职就不现实了，不如去一个有前途的中小公司，开创自己的事业。

从企业角度出发，如何创建一个合理公平的晋升机制呢？

1. 第一流大佬才会招第一流的人，第二流大佬只会招第三流的人，因此公司一把手必须是第一流的，价值观才能靠谱，制度才靠谱，没熟读历史，不理解中国文化的，建议不要做公司一把手。
2. 晋升的制度必须公平，面向每一个人，每一个层次，这往往很难做到，做前端的和做后台的不好比，但做前端的可以和做前端的比。必须要有公开公平的比拼，已获得升职机会。例如某公司做一个高维矩阵分解的难题，大家机会均等，性能最快，效果最好，胜出者升职，带领团队。
3. 鼓励公司职员交流，传播和帮助他人的文化，一个人如果乐于助人，帮助他人提高技术水平，这个人升职升上来，大家都会顶，反之，你保守，不帮助他人，水平再牛，升职上来也没人支持。
4. 可以给职员一些挑战的机会，提供更多的资源，比如某公司的闪电计划，超越了谷歌搜索效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要敢于给一些勇于挑战的职员更多的资源，在严酷的战斗中考验，并提供充分弹药。
5. 给予内训机会，邀请业界牛人讲座，送职员去美帝考察开会乃至工作等等。培训机会是发达国家企业的一种非常好的激励措施，一个岗位5个人培训，最好的上岗，这是一个很公平的机会，培训机构足够独立。

方法有很多，只要这第一流的大佬，心中有着这帮打生打死的兄弟，办法总是有的，不要总是考虑自己的业绩，考虑自己的乌纱帽，做到这一点很难很难，但制度不是只有这位大佬可以制定，任何职员都应该积极投身到制度建立的过程中，要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毕竟公司是大家的公司。

我就写这么多，我是一个十年一线程序员的身份写这篇博客的，我努力做到客观，但我相信我更多代表的是劳方立场。

文/梁斌

罗素说过一句话：一个人精神崩溃的先兆就是认为自己的工作无比重要。从前我把这句话讲给很多人听。这句话说起来，粗鲁点讲，很体现逼格。有种说法，所谓成功人士，就是把大事当屁事，把屁事当大事。当一个人把别人眼中重要的事情看得不再重要的时候，会带来一种优越感。但我现在认为罗素这句话说得不彻底。是边见，不是中道。

要中道，应该加上另一句：一个人消极倦怠的先兆就是认为自己的工作毫不重要。两句合起来说，就避免了罗素的过失。罗素的说法，高明则高明，但不透彻。在我们认为工作有意义的地方，可能恰如罗素所说，是没有那么重要的意义的。但在我们没有看见的地方，工作却有它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们所看到的最大意义，是工作给我们带来收入，让我们过上理想的生活，或者向着梦想的目标而努力。但这种意义，常常是被高估了的。 

综观许多人的一生，收入的绝大部分，以及成全他幸福的绝大部分，都不是从获得工资而来。比方说我家，3岁的时候，父母下岗了，为谋生做起生意，到现在20多年了。但这20多年来的积蓄，绝大部分并不是通过起早贪黑做生意得来，而是因为在早些年，但凡有一点积蓄就买上了房子，房子在这些年的增值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工作。现在我周围的许多同事也是如此。还有一些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朋友，收入极低，并不足以给他们带来温饱的生活，但他们依然愿意从事下去。 

工作对于我们的远大意义，往往在估量之外。我从前文章里有过一个说法：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存在的主要意义不是教育小孩，而是要找个地方把小孩关起来，好让他们的父母自由自在地干别的事。在古代，小孩要到七八岁甚至更晚才送去读书，那之前都是放养的，也不见得受不到教育分不清五谷。而今天，小孩到了三岁，你不把他送到幼儿园他在家里就成了祸害，没有人有功夫管他，所以要找个地方把他们关起来，就有了幼儿园。兴趣班和辅导班应运而生也有这个原因。成绩好的小孩还上什么辅导班啊？根本没有必要嘛。其实还是有必要的，这种必要就相当于人需要一份工作，哪怕这份工作并不足以果腹。 

用佛家的话讲，人先天有一种无明的力量。用弗洛伊德的话讲，人先天有一种力比多的冲动。这种冲动驱使着你必须得去做点什么。也就是说，凡是活着的人，正常的人，没病的人，身上都有一种能动性。这种能动性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一个人愤怒，发脾气，都是能动性的体现。为什么有的人爱发脾气呢？因为发脾气是他的能动性体现得最淋漓尽致的时候。

因此，就能明白为什么许多人都需要一份工作。工作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别的，而在于把他一天的八小时、十小时、十二小时填满，让他无暇顾及其他。这样，许多人就没有机会胡作非为妄自造作了。如果一个国家的失业率上升，就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如果突然让一个人除了吃饭睡觉，剩下的十几个小时都没事做了，他一定会折腾一些事情来释放他的主观能动性。这样，社会就会被搞糟糕了。就像一道道坡面径流，汇聚成溪水，流到湖里，再奔向大海，沿着这种路径来发挥能动性，世界就是秩然有序的。如果一个人的创造力、造作力，绝大部分都耗费在工作上，哪怕他的工作对于旁人毫无意义可言，他也没机会剩下太多力比多来把这个世界折腾无序了。

一个小孩什么都不懂却天生擅长搞破坏，一会儿把墙壁上涂上墨水，一会儿把花瓶摔坏。成人的破坏力比小孩大太多，但因为成人有了他释放体力和精力的渠道，转而不会干涂坏墙壁这种事情。但如果他被利欲驱动，去干一些抓狂的事，对世界的破坏就远远超过了小朋友。 

工作是一个人的保护伞，给一个人的能动性画定范围，像给一条溪流画出河道，从而避免它泛滥成灾。这是从宏观的层面看，是谈它对于社会的意义。如果从微观的层面看，谈工作对于个人的意义，它也是一样的重要。 

这种意义就在于，让一个人消除妄想，心安顿下来。前提是，你得首先认为你的工作是重要的。假如一个人认为他的工作毫不重要，这个人就很危险，他的生活就易于陷入空虚、倦怠、消极、无聊。 

佛家讲诸经的开头，都是“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其中的“一时”，有一种说法，说“一时”是凡圣的区别。圣人活在一时里，凡夫活在三时里。三时谓何？过去、现在、未来。凡夫做现在的事情的时候，总在为过去和未来纠结。比方说，做一件事如果感到乐趣，不是这件事本身有乐趣，而是因为这件事即将完成而感到乐趣。就像一个人坐在疾驰的列车上奔向家乡，很开心，但这种开心是虚妄的，开心的并不是坐火车本身，而是知道自己离家乡越来越近。假如可以四个小时到达家乡，那么坐17个小时的火车就势必成为痛苦。这种虚假的乐趣佛家称为三苦之一：行苦。 

而圣贤是不关注过去、未来的，但也并不是说圣贤只活在现在。“一时”不代表现在，“活在当下”这种说法，受到许多大德的抨击。因为既然有现在，就必然有过去和未来，它们是相倚相待的。说活在当下那就是割裂，你看电视入迷忘了起水，锅里的水都烧干了。所以“活在当下”是有很严重的过失的。 

而“活在一时”，是指不对过去抱有悔恨或眷恋，不对未来抱有恐惧或企盼。因为所盼望的，往往是镜花水月、空华一场，所眷恋的，亦多是梦幻泡影，晨露电光。当消除了忧虑与恐怖，则可谓之“活在一时”。 

工作的意义，就是让人“活在一时”。在此时此刻，让心安定下来，不再狼奔豕突，东驰西鹜。聪明人往往犯的过咎，正是不能收住自己的心，让意马心猿带着自己奔向三涂之苦。一个人由于意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从而能在一时得到心的安宁。

文 / 凤凰新闻客户端主笔 王路 i_wanglu

每月十五左右的月圆之夜，也就是发薪日的第二天，路易莎就会在悉尼北部一家精致的旅馆和汤姆约会，以享受她所谓的“我的小典礼”。她拿出一瓶她最喜欢的香槟，一盒巧克力和一小篮新鲜的草莓，并为了约会精心打扮，穿迷你裙或者紧身牛仔裤。

接下来的时间表安排的非常紧凑：路易莎需要为汤姆的陪伴付钱，而且价格高昂。这个能言善道的48岁男妓两鬓已经发白，他会陪她喝酒、吃饭、给她按摩。他还会和她做爱。他们最后一次约会持续了六个小时。‘我们坐下来，聊天，喝酒，’路易莎说。做爱吗？‘做过几次。’她咯咯笑着说。‘三四次吧。我忘了。’汤姆为她单调乏味的会计职业生活提供乐趣，给她安慰——一切围绕她转。‘以前我几乎花一整天时间泡温泉和做头发，’她娇羞卖弄风情地解释。‘很有趣。只是让自己好好放松以下。‘

2月时，47岁的路易莎翻阅悉尼的《愉快周末》杂志时偶然读到了一篇故事，文中讲述了当地男妓的情况，还配上了光鲜的照片，上面全是年轻健壮、满身肌肉的男子。‘我把它留了下来，’当我们在一个安静的宾馆吧台碰面时她这样说，并从手提包里拿出了那篇文章。‘我读了很多次。【我以为】你知道的，这非常适合我，我要试一试。’在经历许多次失败的一夜情和线上约会、且在三年前结束了一段挫折的感情后，她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损失的。

找男妓比起和随意和陌生人做爱更加安全、更加令人满意：汤姆个人主页上不仅有良好的客户评价，而且每三个月都会上传性传播疾病的测试结果，以说明他的健康状况（澳大利亚东部妓院明文规定性工作者每三个月必须验血，且每月需要进行试纸测试，以预防性传播疾病）。一开始为了谨慎起见，路易莎和自己的普通开药医生预约见面，讨论相关的健康风险。医生告诉她以前听说过：“还有别的问题吗？我很多病人都找男妓。”

现在澳大利亚很多州都已经将卖淫合法化，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花钱买性。这个行业仍然是个空缺市场。（2010年IBIS世界市场调研报告表明，澳大利亚使用商业性服务的人中仅有6%为女性。）但这个数字正在增长；尽管很难得到精准的数字，但与我聊过的所有性服务者都表示竞争越来越激烈，所花时间也越来越长。

女性通过有着严格招聘程序的中介购买服务，比如墨尔本的春药(Aphrodisiac)男妓。该中介由两位四十五岁左右的澳大利亚已育女性经营，专为中年职业女性提供男妓。但通常她们会通过一人管理式网络公司选择男妓——那种年轻的运动小伙，而不是年龄更大、更加有经验的男子。不论何种方式，价格最高能达到500澳元/小时。

高费用意味着多数顾客为有可支配收入的女性。春药41%的客户年龄在30-40岁，只有10%在20-30岁。其中大多数是单身（36%）或离异（20%），18%为已婚。悉尼高端中介铂金X（Platinum X）的大多数女主顾在35-50岁之间。汤姆这位留着大背头、头发花白的兼职男妓在与我们见面时身穿蓝色天鹅绒夹克，条纹衬衫掖进牛仔裤中。他说与他接触的女性都属于“了解自己的身体，对自己更加自信，没有孩子缠身”的年纪。

那么男妓对女性性行为的潜在转变有什么看法呢？今天的西方女性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有更多自由、金钱和权利。但对很多人来说，比如路易莎，做出购买性服务的决定远不是经济独立那么简单：它标志着一个勇敢而全新的满足女性性欲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女性可以像男人一样自由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随着传统家庭规模的减小，一些女性-尤其是有钱没时间的职业女性——发现付费选择性伙伴比在家里、酒吧或网络寻找性伙伴更加容易方便。随意的关系或婚外情可能变得非常复杂，而招妓能够受人掌控，还提供了机会让人体验不同性交方式，进行天马行空的幻想，不用担心对方评判。正如路易莎所说，性服务者“全都见识过了”。

网络也促进了性服务行业的改革，让男妓更容易被发现也让男妓越来越多，而且保护了隐私。过去，性服务者只在妓院、街边或者靠口碑经营。如今，大多数都在网上营业。那些成功的经营者拥有专业设计网站、高品质照片，还附有评论。对女性顾客来说，通过网络购买服务（之后在宾馆或家里密会）保护了非常必要的隐私。

电视连续剧如《欲望都市》以及最近的《闺蜜》把女性欲望搬上了小小的电视屏幕，并展开了什么是好（坏）性交的讨论。《大器晚成》讲述了一个颇具天分的男妓所做的各种恶作剧。甚至还有一部电视真人秀节目《应招男郎》，上演的是有关拉斯维加斯中介牛仔4天使的故事。‘突然之间涌出了很多之前没有的新话题，’丹顿·卡兰德（Denton Callander）解释道。他是新南威尔斯大学专门研究性行为的研究员。‘就像很多媒体中介一样，【这些】既反映也加剧了社会中正在发生的现象-并且让它普遍化。’他们还帮助消除了传统的女性性欲相关的羞耻感。

小说同名电影巨作《格雷的五十道灰影》（2011）‘一手打造了男妓’，铂金X老板米西说，她四十多岁，性格开朗。‘女性开始想：这样没问题，社会能够接受，人们不会说三道四——他们有点尊重我：哦，你这个幸运的家伙，这太时髦和性感了！’

在提供男女性服务者的铂金X，一个名为克里斯蒂安的人成为要价最高的男妓并非偶尔——他和《格雷的五十道灰影》里性感撩人的反面英雄同名。他散发着自由放荡的魅力、有着厚颜无耻的笑声和奶油小生般的样貌，他每小时收取1400澳元。在成为男妓前，他曾是模特、拳击手和脱衣舞男。他的客户是‘非常富有的商业女性’，她们‘喜欢掌控’。‘和酒吧里的那些失败者相比，’他告诉我，‘我能提供一切，可能还更多。’

为了不让客户失望，克里斯蒂安带着自己“蝙蝠侠带”去见客户——里面有‘情趣玩具、绳子、手铐等东西’。自《格雷的五十道灰影》播出后，蝙蝠侠带脱了下来。‘我可以表现得更加强势，’克里斯蒂安说。‘可以掐脖子、摔打、打屁股，但都要掌握好分寸：不能流血。’另外，他还说他现在用的手铐已经是第二副了：第一副已经坏了。

这种差别——生理欲望和心里障碍之间的差别——要归根于社会羞耻感。

在《女性想要什么？女性欲望的科学探险》（2013）一书中，美国作家丹尼尔·博格纳（Daniel Bergner）说道，女性性欲即便不比男性性欲强烈，那也和他们相当。‘谈到性欲，我们更喜欢把人类的一半人口即女性算作调和力量，’他解释。一夫一妻制更适合女性这种设想只不过是“童话”而已。博格纳还称另外一种错误的说法是视觉刺激对一般女性来说不是非常重要。用阴道体积描记仪（一种用来测量血流量和润滑度的工具）所做的研究表明女性对视觉刺激的反应本能而迅速，在某些情况下还更加明显，和男性相比，能对更多类型的情趣照片产生反应。

梅雷迪斯·奇弗斯（Meredith Chivers）和其同事于2007年在多伦多成瘾和精神健康中心所做的一次实验中，要求男性和女性观看性交视频，其中既有异性性交画面，也有倭猩猩通奸的画面。实验发现猩猩能够激起女性的性欲，使她们血流加快，而男性对灵长类动物的反应就像面对群山湖泊一样无动于衷。但在随后的口头调研时，被问起时，女性的报告结果却比她们的身体产生的反应平和得多。这种差别——生理欲望和心理障碍之间的差别——要归根于社会羞耻感。

在一篇2011年的论文中，密歇根大学的特里·康利和其同事发现女性对一夜情的兴趣并不比男性低。但如果期望更高的性满足感且能够消除耻辱感的话，她们则更愿意结婚。

男妓可能完全满足对性伙伴多样性和新鲜感的欲望——这对男女同样重要，博格纳辩论道。尽管存在着文化规范，女性性欲大多并不是‘由情感的亲密度和安全感激起或保持的’，他写道。博格纳在一封邮件中告诉我：‘长期跟踪调查研究欲望程度-不是爱情的程度而是欲望的程度-一个不同的真实显现了出来，这种真实可能会导致女性偶尔寻找男妓。’

虽然女性终于掌握了薪水支票可能看起来像是好消息——一种表示她们性解放的标识——但性服务市场仍在为表现相反的传统性观念而烦恼。这保守观念加强了之前存在的、通常过时的有关性角色的想法。

此事如何运作也给出了有力说明。澳大利亚妓女一般提供小时服务，但多数异性恋妓男却要求至少预约两小时的服务——有些甚至要求支付24小时的费用。妓女经常为一些亲密行为如接吻收取额外费用，但妓男却被期望去亲吻、安抚、拥抱和按摩客户且不收取额外费用。原因很简单：大家认为女性客户需要的不仅仅是性，需要的是一个约会对象，一个顾问，一个朋友。

在春药，没有妓男照片，而是每个妓男都会录下一段话描述自己的性格，而且女性在享受服务前不需要‘见面及打招呼’。女性妓院用一些下流撩人的话语在网上打广告，春药却提供一个常见问答网页，用清晰直白的语言解释安全和法律问题。它还向女性保证其购买的服务不一定需要包括性：某些客户可能‘想要我们独具慧眼的男士的陪伴’，仅想找个人聊天。

男妓被描画成英雄，用各种美言描述。不变的词语是“付费享乐‘。

所有这些视觉以及口头的信号都突出了对性欲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设想：设想之一是男性找妓女是为了满足生理需求，女性最需要的是感情慰藉。换句话来说，男妓市场让性别化的文化习俗、仪式和角色扮演陷入了困境。

这一规律既适用于性服务者也适用于顾客。大众文化中，妓女经常被描述成受害者，她们出卖自己的身体是因为她们陷入了绝望的境地、受虐待或者不知道更好的生活方式，而男妓却被描画成英雄，用各种美言描述。不变的词语是‘付费享乐’。正如真人秀《应招男郎》中的文·阿玛尼在xoJane.com中所写：‘我常把高级坦率的男妓的生活轨迹比作运动员的生活轨迹……我爱上了这种运动，人们发现我很优秀，而现在我运动会收费。

这种态度一部分要归咎于进化心理学。我们被告知男性想要和多人上床以散播种子，而女性只需要一个优秀的供应者，以帮助她抚养后代。对男人来说，做爱是娱乐；对女人而言，它是繁育后代。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特里·费舍尔说“做一个有性需求的人，并被允许有性需求是社会赋予的一种自由，这种自由更随意地给了男人而不是女人。’同样，在性行为中渴望安全、舒适或亲昵的权利更多的给了女人。

现实更加复杂，两性都是。一些女性是在有性需求时找男妓，没有别的原因。一些男性找妓女只是为了聊天。在铂金X，一个颇受欢迎的选择是‘女朋友的感觉’。密西解释道：‘一些男人想看电视，搂在一起，进行一场智慧的对话。‘不是每个人都想要一个完美的色情明星那样的性伙伴。’他们问：你们有不完美的中年女人吗？他们不需要一个有着坚挺胸部的20岁小姑娘。他们需要一个现实的人。’

‘有的女性会说：我们想要一个小弟弟有这么大、身体像这样、体香是这样的人’

英国利兹大学社会学家提拉·桑德斯发现男性雇用性服务者来满足他们的感情需求——利用这些时间去聊天、倾诉或者忏悔，有时候做做爱，但不过是一种事后的想法。同时，‘浪漫旅行’这个委婉语（20世纪90年代新词，用来描述出国买春的行为）仅为女性使用，不过却和男性一样具有商业化气息。在新南威尔斯大学研究男妓的博士后学生希拉里·考德威尔说：‘有的女性会说：我们想要一个小弟弟有这么大、身体像这样、体香是这样的人。’她们可能一周有三个性伙伴。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是如此-不过也不是所有的男性都如此。

正如没有标准的女性服务者，同样也没有男妓楷模。比如汤姆在城里有自己的生意，也有妻子（她认同他的副业收入）。他坚称他‘给女性快乐的时候自己也收获快乐’，但他绝没有伪装或假装有兴趣。那是他生意的一部分。

27岁的蔡斯也没有什么不同，他来见我们时肩上挂着一件皮夹克，一手夹着个摩托车头盔。加上时髦的发型和轮廓鲜明的下颌骨，他像画一样英俊，不过看起来却是一个阅尽人间春色的小伙。蔡斯是通过同样在该行业的前任进入性服务行业的。他每小时收费350澳元，过去的八个月里，他兼职赚了大约3万澳元。但他再三强调这是一份严肃的工作。同伴们祝贺他赢得了头奖。‘他们看到的是我既能和身材火辣、家庭富有的商业女性做爱，还能赚钱，’他说。

蔡斯的第一份工作简直就是电影荧屏上搬出来的情节。一个50岁的澳大利亚律师雇用他哄比自己年轻得多的亚裔妻子开心。蔡斯乘私人飞机直达墨尔本，购物、做爱、啜饮鸡尾酒。他一个周末赚了11800澳元，他用这笔钱照了专业的相片，买了一件漂亮的西服（用于工作），支付了密宗做爱课程的费用。他表示性服务不是一份容易的差事。

‘如果你需要我去宾馆，我就去那儿。如果你需要我陪你吃晚餐，我在那儿。我就是玩偶，我的确是’

为那种易来的性易得的钱的想法所吸引，每周大约有150名男性申请加入春药，他们丝毫未被吓住。但那并不能得到创立者们的认同，她们的女性顾客年龄范围在18岁到70岁之间，而且外形体重各异。为了排除外行，她们要求申请者完成非常苛刻的应聘程序。然后如果他们通过了面试、无犯罪记录检查以及体检，他们会被要求参加实践考试。听起来很简单，但为获取报酬而表演有很大压力：很多男妓使用伟哥延长勃起的时间，而且经常达不到高潮。这份工作存在的意义在于取悦女性，而不是他们自己。‘非常伤脑筋，’春药创始合伙人里贾纳说，解释说试用阶段既可以让男妓明白这份工作的现实状态，也可以让中介找到合适的人选。

当我问克里斯蒂安这个每小时收费1400澳元的情种是否有过二十四小时都做爱的情况时，他嬉笑着回答：‘你问这个？’后来，他承认当你‘朝九晚五’的做爱时，做爱便成了‘杂事’。在我们谈话过程中，他曾两次把自己比作玩偶：‘如果你需要我去宾馆，我就去那儿。如果你需要我陪你吃晚餐，我在那儿。我就是玩偶，我的确是。’无独有偶，蔡斯曾在一个酒吧约会时被要求扮演男朋友；扮装成泰山参加偶像聚会；取悦一个丈夫不能勃起的女人。

社会告诉我们男人负责支配而女人负责娴静：将这种情况扭转能给人带来一种满足感。女性性行为可能和男性性行为一样强势-如果你排除文化因素。但同样，男性性行为可能更多的是因为感情需要而不是性欲使然。如果有的话，这种男妓现象表明了购买性服务的男女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相似。对于妓女妓男们来说，工作意味着牺牲。除汤姆之外，与我谈过话的男妓中，没有人能够维持一段有意义的恋爱关系。

28岁的安德里亚正以男妓工作的收入获取微生物学第二学位。他曾有一个顾客，每次到时间后总会哭。他会安慰她，说：‘你知道你不久后还能见到我。’他向我坦白：‘在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或一天后，又要回到那个残酷的现实，非常不容易。我也有感情——另一方面那也是生意。’

更糟糕的是，安德里亚还有过算得上性虐待的经历：‘有人’用手指插进我的屁眼，或者狠狠地咬我的奶头，咬出了血。我喜欢野性，但老天，不喜欢那样。还有指甲的抓痕。当我说别这样对我时，她们听而不闻……是的，不舒服。’有时候他感觉自己‘被利用了’。在一次狂欢会上，他和另外两个妓女一同被雇用，‘她们不需要我时便把我晾在一边，真是让人忍无可忍。这种行为不符合职业道德。事实上我非常郁闷。’他耸了耸肩——‘她们买了你。’

文中姓名采用化名以保护隐私。

文/sudanren

做正确的事情，等着被开除。

谷歌新员工(我们称做“Nooglers”)经常会问我是如何让自己做事这么高效的。我半开玩笑的告诉他们这很简单：我选择做正确的事情，为谷歌，为世界，然后回到座位上，等着被开除。如果没有被开除，那我就是做了正确的事情——为所有人。如果被开除了，那选错了老板。总之，两方面，我都是赢。这是我的职业发展策略。

这需要对自己的判断有信心，去树立威信，去承担责任，去做决策，去冒风险——换句话说，去做你被雇来该做的事！

你会认识到公司都是精神分裂的。它们制定规章制度，设立各种框架，让人们去遵守：

• “像这样考核员工….”
• “开会时要这样……”
• “产品要这样测试和这样部署…..”
• “新项目要经过这些人的审核……”

通常，这些制度要比没有制度和框架好。它们能帮助新经理和团队有效的开展工作。他们约束新员工按正确的方式做事情。

但是，壮举从来不是诞生在制度、规则和框架之下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公司同时希望看到员工勇于冒险，果断决策，尝试新事物，快速行动，甚至打破规则。

这意味着，你应该能认识到，当过程太繁冗时，应该有一个更好的方法。这意味着，为了让新功能/产品发布，你要勇于站出来呼吁可以接受一些技术债务和执行风险，因为你知道获得真实用户的反馈是如此的重要。这意味着你应该批准超出预算的差旅，让某个员工去参加他向往的研讨会。这意味着你要拿出一部分时间来按你的想法开发出新的工具来帮助支持团队诊断客户问题。这也意味着你要放慢开发速度，花部分时间来重构——即使在应该最快的完成任务上损害了你的名声。你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样有益于你的团队，公司，以及客户。

当你破坏了规则，去做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情时，你是在冒险。有时这会有报答，但有时不会。失败了没什么——但一定不要在相同的事情上因为相同的原因犯同样的错误。要知道风险在哪里，从结果中吸取教训。我知道的最好的工程师和经理都是喜欢打破规则，喜欢冒险的。你也应该这样。

文/外刊IT评论

如果你用谷歌搜索“mearsuring software developer productivity”，那么你会发现出来的全都是一些废话，一点用处都没有的废话。

Nick Hodges，《Measuring Developer Productivity》

所以现在你知道了吧，原来我们并没有办法来衡量程序员的工作效率。

老实说，我们现在还没有明确的方法可以衡量程序员以及整个团队的生产力。我们可以确定谁可以依赖，谁比较努力，但却无法证明这些猜想，也没有量化的方法。

我们的代码写得多，所以我们的生产力更高

既然开发人员的工作就是写代码。那么，何不通过衡量代码的多少来衡量其生产力呢——看看他们写了多少行代码？

但是，不同编程语言之间的代码行数是没办法比较的，即使使用的是相同的编程语言，在不同的框架下的程序员之间的生产效率，光看代码写了多少也是无从裁定的。

更根本的问题是，通过衡量所写的代码行数来断定生产力其实没有意义的。很多软件开发中的最重要部分还包含思考和学习——不仅仅是写代码。

最优秀的程序员会将大量的时间用于了解和解决疑难杂症，或帮助他人解决难题，而不是写代码。他们会想方设法简化代码，避免重复。他们会通过实验、建立原型等方式迭代代码，替换原先旧的代码，以获得最佳的解决方案。

所以，光从代码数量上看，还真看不出程序员的生产力水平来。

我们钱赚得多，所以我们的生产力更高

我们也可以通过财务上面的盈利能力来衡量每个团队的产出，或者其他的业务措施，如有多少用户正在使用系统——如果开发人员能为企业赚更多的钱（或节省更多的钱），那么是不是他们的生产力更高呢？

利用财政措施似乎在执行层面上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是却有太多的商业因素是不受开发团队控制的。有些开发团队很垃圾，但他们的产品就是成功了；而有些团队兢兢业业却还是只收获了失败的果实。注重节约成本的理念很有可能会导致许多管理者裁人，企图“少花钱多办事”，而不是投资于真正的生产力提高。

看来此路不通，我们需要寻找其他更有有意义的生产力指标。

我们的开发速度快，所以我们的生产力更高

衡量开发速度——敏捷速度——看起来更像是另一种从团队层面来衡量生产力的方式。毕竟，软件开发的重点是提供可工作的软件。如果你的团队能更快地拿出产品，自然是更好。

但是，速度（一个团队在一段时间内能完成的工作）与其说是衡量生产力的，还不如更精确点说，是用来衡量预见性的：用来衡量一个团队能承受多少的工作。

但是，我们又不得不考虑人员加入或离开等对速度的影响因素。而且，有一点你得清楚，速度只能只能用于衡量已知团队——由于很多因素的不同，速度并不能用于不同团队之间的比较。

保持忙碌的状态就对了

一个我认识的经理曾这样说道，与其试图衡量生产力，还不如

“保持忙碌的状态就对了。只要我们不断地挖掘问题，就一定可以找到瓶颈，解决掉这些难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衡量——并优化——循环时间。

团队可以使用看板去监控——并限制——正在进行的工作，并确定瓶颈，使用价值流图可以了解需要优化的步骤、排序、延误和信息流。总之一切为了尽快地交货和发布。

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将交货速度等同于生产力。这是因为只优化交付本身的循环时间/速度很有可能会导致更大的长期性问题，要知道这种方式实质上是在鼓励人们只顾眼前，从而偷工减料，背负技术债务。

我们的软件更好，所以我们的生产力更高

众所周知，软件中出现bug和错误会导致成本显著提高：不仅开发返工成本高了，维护和支持的成本也高了。而最最重要的是，差的软件可能会造成客户的流失，甚至是生意的失败。

要想衡量你正在写的软件是好是坏也很容易：缺陷密度、缺陷逃逸率，以及利用SonarQube之类的工具对代码库进行静态分析。

我们知道如何编写好的软件。但是软件质量是否真的足以定义生产力？

开发人员——衡量和改进IT性能

开发团队试着综合上述一些因素来衡量生产力：交付速度和质量。

但开发人员并不限于创建和提供代码——相反还需要着眼于为端到端提供IT服务的性能指标：交付吞吐量和服务质量。

所以这不只是软件更快、更好的问题，而是需要提供更好更快的服务，在速度和功能之间选择平衡，衡量并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

还有一点，最近有研究表明，企业要想成功：不仅生产力要提高，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

衡量成效，而不是产量

不要再试图去衡量单个开发人员的生产力了。

这纯粹是在浪费时间。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对于表现优秀的——鼓励他们继续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再接再厉。对于那些努力上进的——给予他们帮助。对于那些不适合的——可以请出去了。

衡量和提高团队或组织级别的生产力将会让你收获更加有意义的回报。

所以当涉及到生产力时：

1.衡量关键因素——能对团队和组织起重要作用的因素。

2.设置的指标应该是起积极作用的——可以推动学习和改进，而不是造成团队或个人之间关于产量的恶性竞争。

本文选自CSDN精华技术新闻聚合和讨论社区【极客头条】

而此时美国财政部的总运作现金余额为737.7亿美元。也就是说，苹果已到达了富可敌国的境地。

值得一提的是，苹果曾经是一个濒临绝境的公司，1997年的市值才是微软1/5。当年乔布斯回归时，苹果已连续两年亏损18.6亿美元，面临破产窘境。之后，乔布斯实施了一系列复兴计划，“良好的用户体验是苹果的根基。”一个看起来“传统”的企业，结果超越了许多过去实力比苹果强得多的企业。

苹果富可敌国的确让我们羡慕，但也值得我们深思。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突飞猛进，GDP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却没有诞生一家像“苹果”这样的企业。有分析认为，中国缺乏“苹果”这种不靠政府扶持成为全球市值最大企业诞生的土壤。目前中国的主要产业主要由国有企业主导。即使
在大陆之外的香港，上市的中国大型企业也集中于两大板块：国有资源企业和国有金融企业。

事实上，中国国有企业对行业垄断的实质就是行政性垄断，这种垄断主要表现为限制竞争，延缓产业技术升级，降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干扰市场竞争秩序等。这是中国无法产生顶尖公司的原因。“大而不强”是中国企业的“长期之痛”。例如中国制造业已取得三个“世界之最”：第一生产国、第一消费国和第一出口
国。但至今中国尚未有一个像“苹果”这样在全球“执世界信息产业之牛耳”。

为了追赶全球的顶尖企业，中国也选定了自己的种子选手，如中石化、中石油、宝钢、中国工商银行等，但这些企业都是靠国家力量、靠政府抱大的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一般来说，国际顶尖企业基本上是靠市场竞争力、靠产品品牌打拼出来的，而中国的企业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许多企业徒有规模，因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常被扫地出门。

像宝钢，在中国算是庞大的国企，在国内也收购了不少钢企，但始终未走出国门。而钢铁巨头米塔尔虽然不是印度的国有企业，但我们看看它在全球的布局，
远比中国哪一家国有钢企都更具竞争力。米塔尔8年内先后吞并了6家世界上的大型钢铁厂。2007年，米塔尔兼并欧洲最大、全球第二大钢铁巨头阿赛洛公司，
成为全球钢铁业的超级霸主。米塔尔的成功，不是靠印度政府的资助，而是靠自身实力，参与全球资源整合、参与全球竞争，而这一点正是中国国企最欠缺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决策层把精力更多地放在国有企业身上，如2008年的4万亿元剌激经济的投资安排，绝大多数都投向了国企，致使国有资本在经济成长中的权重和获益率越来越高，而民营企业显然被日渐边缘化。近几年来，在政策的导向下，国有企业大肆扩张，演绎了一场又一场“国进民退”的大戏，拼命挤压民营企业的空间。一些冒险进入到垄断行业的民营企业则受到了政策的歧视和惩罚。

正如著名民营企业家冯仑所说，民营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或补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积极行善，修路架桥。冯仑的观点虽然有些悲观，但却道出了民营企业的处境。

与“苹果”身份一样的中国民营企业，却没有“苹果”那么好的发展机会。在全球500强中也很难见到他们的身影。这是一个制度性的难题。在全世界所有施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中，中国是少有的以所有制性质来分配公共资源和政策资源的国家之一，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受到了不同的政策待遇。

这也许是中国没出现“苹果”的根本原因。当然，这涉及到中国经济体制、机制的深层次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但要培育中国的“苹果”，就必须
给予需要走“苹果”道路的企业提供宽松的发展土壤和环境，否则，培育国际顶尖企业可能成为一句空话。至于行政性垄断对国企的保护，在当前全球竞争的环境下，则更不利于提升国内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更不利于产生苹果式的企业了。